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七章（第7/9页）

戈洛温

1857年1月12日”

我们决定绝对保持沉默。对夸夸其谈、大叫大闹的人，最好的惩罚便是置之不理，表示不屑一顾的冷漠和鄙视。戈洛温又给奥加辽夫写过两次试探性的信，内容既像讽刺又像说笑，这里附的第二封信便是例子，它们毫无意义，只能使人觉得他真的疯了：

“我见到了

俄国书报审查的上帝

我向他保持沉默。35

“我与布德伯格36吵了两个钟头，他像小牛一样直淌眼泪。

“您希望战斗，您得到了它。

“我与赫尔岑成为仇人已经两三年。这有什么结果？对谁也没有好处！他想决一雌雄！我的‘箭’37已准备好了！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还是握手好得多！

8月20日于柏林维多利亚旅馆

“又，您在出版您的全集。它们是不是带有死尸的味道，像在丹麦38一样？”

我们没有理睬他。

不过他真的快疯了。不论精神上、物质上，他的力量逐渐枯竭了；维持他生计的文学买卖已经无利可图。他从事着各种不明不白的活动，但到处碰壁，一无所获，终于到了穷途末路，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天早上，大概由于已找不到吃白食的地方（戈洛温非常好吃），他写了一封信给帕默斯顿，自我推荐，要为他效犬马之劳（这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前不久）；给英国政府当密探，他具备各种有利条件，因为他在彼得堡还保持着从前的种种关系，又十分熟悉俄国。帕默斯顿讨厌这个人，命令秘书回答他，子爵对戈洛温先生的建议表示感谢，但目前还不需要他的帮助。这封由帕默斯顿签字的信，戈洛温一直带在口袋里，亲自拿给别人看过。

尼古拉死后，他在一份报上用化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辱骂新皇后，过了一天，又在同一份报上发表了一篇反驳的文章，用的是真名。我们的朋友考夫曼39编着一份《石印通讯稿》，揭露了这个花招，于是十多份报刊群起而攻之。接着他向俄国驻伦敦大使馆建议发行一份政府公报。但是布鲁诺夫像帕默斯顿一样，目前还不需要他效劳。

这时他直截了当提出了赦罪的请求，而且马上获得了批准，条件是在政府中任职。他有些害怕，开始为职务讨价还价，要求苏沃洛夫40任用他，后者当时是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总督。苏沃洛夫同意了，但戈洛温没有上任，却写信给戈尔恰科夫公爵，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沙皇请他进国务会议襄赞国事，他勤勉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但是梦不一定都会实现，我们这个头发花白的老顽童非但没有跨进沙皇的国务会议，而且差点被关进感化院。戈洛温遇到了一个商业经纪人斯特恩，尽管他不名一文，却跟后者一起干起了投机勾当，忘记了早在1846年，他的大名已在巴黎证券市场上作为一个作弊的骗子公布过。他想欺骗斯特恩，却被斯特恩骗了。戈洛温便故伎重演，在一家报纸上登了一篇关于斯特恩的文章，还涉及了他的家庭生活。斯特恩勃然大怒，向法院提出控告。戈洛温接到传票，大惊失色，便找律师商量，他怕坐牢，怕大笔罚金，也怕张扬出去。律师建议他在和解书上签字，表示全部收回说过的话。律师也签了字，证明无误，谁知斯特恩用石印复制调解书后，分发给了自己的和戈洛温的朋友。我也拿到了一份：

“亲爱的先生：由于您根据我口头或书面发表的一些玷污您人格的话，以诽谤罪向法院提出了申诉，同时由于您通过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表示愿意撤销诉讼，只要我能支付诉讼费，否定上面提到的那些话，并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表示悔改——总之，我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只要求您相信，如果我所说的或所写的东西有哪里得罪了您，那么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对我做的这些事非常后悔，并保证今后决不重犯。此致

斯特恩先生

证人：H·恩普森律师

伊·戈洛温

1857年5月29日

在伦敦埃格蒙特广场4号”

这以后，他在伦敦再也混不下去了……他离开了这里，还带走了一大包没有付清的账单——裁缝账，鞋匠账，酒馆账，房饭钱……他去了德国，突然在那里结了婚。他在当天就用电报把这件意料不到的事报告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他靠妻子的嫁妆过了两年，一面在报上写些小文章，大谈天才娶了个平凡的女人如何不幸，因为她一点也不了解他。

后来我有五年多没再听到他的消息。

波兰起义开始时，他又作了一次和解的尝试：“波兰和俄国的朋友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他们等待着！”我没有回答。

到了1865年初，我在巴黎遇见了一个弯腰曲背的老人，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帽子破旧……天刮风，非常冷……我是去大仲马家参加朗诵会……朗诵会也阴沉沉的没有生气。老头子把头缩在衣领中，走过我身边时没有看我，只是低声叨咕：“一切结束了！”然后又朝前走去。我站住了……戈洛温依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着，没有回头，我也走了。后来我又在伦敦街头遇到过他两次，我总是站下来看他，有一次他嘟哝道：“多么可恶！”另一次似乎在自言自语，大概是咒骂什么，但我没有听清；他没有回头看我，我也懒得在街上跟他打交道。后来他对萨维奇和萨瓦什凯维奇41说道，他遇到了我，骂了我一顿。我听后没有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