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维也纳。最后几辆有轨电车，在夜色中悄悄行驶。玛丽亚伊尔菲—斯特拉斯，我们感到恐惧占据我们的心。再走几步，我们就又要到协和广场。乘地铁，一连串令人放心的车站：杜伊勒里公园、王宫、卢浮宫、夏特莱。我们的母亲，在孔蒂滨河街等候我们。我们会喝一杯薄荷茶，望着河中客轮投到我们房间墙壁的影子。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巴黎，爱法兰西。一月份的一天夜晚，我们的表兄，这位犹太画家，摇摇晃晃地走在蒙帕纳斯街区这边，在气息奄奄中喃喃说道：“卡拉，卡拉，意大利。”他偶然生在意大利的里窝那城，本来也可以生在巴黎、伦敦、华沙，随便什么地方。我们是在塞纳河畔布洛涅出生的，属于法兰西岛省。离这里很远，杜伊勒里公园。王宫。卢浮宫。夏特莱。美妙的拉法耶特夫人。绍德洛斯·德·拉克洛斯36。邦雅曼·德·贡斯唐37。这位难得的斯丹达尔。命运曾经恶搞了我们一下。我们再难见到我们的国家了。在玛丽雅伊尔菲—斯特拉斯、维也纳、奥地利，总像丧家犬一样饿死。谁也保护不了我们。我们的母亲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父亲在纽约的住址。同样，莫里斯·萨克斯的地址、阿德里安·德比戈尔的地址，也都一概不甚了了。至于夏尔·列维—旺多姆，给我们留下的那种好印象，就没有必要再去回想了。达尼娅·阿西塞夫斯基，因为听从了我们的建议送了命。德·埃萨尔也死了。洛依佳想必逐渐习惯了异国的妓院生活。穿越我们生活的那一张张面孔，我们不会费力去紧紧抱住，搂住不放，去爱他们。再小的举动，都无能为力了。

我们到了布尔加坦，坐到一张长凳上，忽然听见木制假肢踏地面的声响。一个汉子朝我们走来，一个有残疾的大汉……他的双眼闪着磷光，而他那一缕头发和小胡子，也在黑暗中发亮。他咧着嘴的笑态令我们心跳。他伸着左臂，臂膀终端是一副铁钩。我们猜得不错，在维也纳曾遇见过他。命运的安排。他身穿奥地利下士军装，让我们越发害怕了。他吼叫着，威胁我们：“六百万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他哈哈大笑，笑声直透我们的胸膛。他企图用铁钩剜我们的眼睛。我们慌忙逃跑。他边追赶边重复：“六百万犹太人！六百万犹太人！”我们跑了很久，穿过一座死城，一座伊斯城。霍夫堡、金斯基宫、洛布科维茨宫、帕拉维西尼宫、波西亚宫、维切克宫……铁钩上尉还在我们后面追赶，他扯破嗓门唱着《希特勒民众》，用木制假肢敲打着铺石路面。我们似乎是这城中惟一的居民。我们的敌人杀了我们之后，就可能像幽灵一样，在这些空空如也的街道上游荡，一直到时间终了。

格拉本街道的灯光照亮我的思想。三名美国游客说服我相信，希特勒死了很久了。我拉开几米距离跟随他们。他们踏上多罗特阿—加斯大街，走进头一家咖啡馆。我坐到餐厅的里端，身无分文，对伙计说我在等人。他微笑着给我拿来一份报纸。我看报才知道，昨天夜里，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巴勒杜尔·冯·希拉赫从斯潘多监狱出来，乘坐黑色梅赛德斯轿车走了。希拉赫在柏林希尔顿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明确表示：“很遗憾让大家等了这么久。”他在照片上穿一件套领线衫，无疑是开司米的。苏格兰制造。绅士。从前纳粹德国时期，维也纳的区长。五万犹太人遭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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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棕褐色头发的女子，手掌托着下颏儿。我心想她神态如此忧伤，独自待在这些喝啤酒的顾客中间干什么。毫无疑问，她属于我所优选的人种：这类人面部线条很突出，但是很脆弱，看得出来饱受苦难。如果不是拉斐尔·什勒米洛维奇，换了另一个人，他一定会拉住这些弱者，恳求他们恢复生活的信心。而我呢，我总是杀掉我爱的人。因此，我所选择的人都特荏弱，毫无自卫能力。譬如说，我就是惹我母亲忧伤致死——她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驯顺。她哀求我治好肺结核。我却冷冷地对她说：“肺结核，这病就治不了，潜伏在这里，必须养着它，就像包养一名舞蹈女演员。”母亲垂下脑袋。后来，达尼娅请求我保护她。我却递给她一个吉列牌特种钢刮胡刀片。不管怎样，我那是迎合她的渴望：陪伴一个肥胖的大活人，她会感到非常无聊的。就在那胖人向她炫耀春天大自然的魅力时，她却偷偷地自杀了。至于德·埃萨尔，我的兄弟，我的惟一朋友，不正是我破坏了他的刹车，让他在极安全的情况下出车祸丧命的吗？

那年轻女子以惊奇的目光打量我。我想起列维—旺多姆讲过的话：用溜门撬锁的方式闯入人们的生活。我坐到她的餐桌旁。她嘴角浮现一丝微笑，那忧伤的神态令我心喜。我当即决定要信赖她。何况她有一头棕褐色头发。金黄色肌肤，粉红色脸颊，瓷器一般的眼睛，这些都触动我的神经。浑身上下都显示健康和幸福，大大吊起我的胃口。我的方式的种族主义。大家会谅解一个患肺结核的犹太人有这种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