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6/14页）

“我们不得不强行给他们治疗。”托克马达教授也要强调。

“费力不讨好的事啊。”西梅奈斯又附和一句。

“我们诊所的一些患者还创建了工会，您知道吧？”托克马达教授问我，“他们决定罢工，拒绝我们的治疗……”

“这对全体医务人员是一种严重的威胁，”西梅奈斯教授还要补充说，“尤为严重的是，工会主义的狂热已经蔓延到我们诊所的各个部门。”

“我们委托希姆莱教授把这场叛乱压下去。他是个一丝不苟的实践家，能按部就班，给所有工会分子实施安乐死。”

“您究竟做何决定，”托克马达教授问我，“动手术还是安乐死？”

“不可能有别种选择。”

*

事情的进展，并不像我预见的这样。那名警察一直揪住我的胳臂，声称要把我带到最近的派出所，只是为了验明我的身份。所长是个党卫军成员，但是很有教养，读过法国诗人的作品，他见我走进办公室，便问道：

“你来了，说说看，你是怎么打发自己的青春的？”

我向他说明我如何虚度了青春年华，接着，又谈起我的焦虑：在别人为各自前途奔忙的时候，我却只想着沉沦下去。譬如说，在德国占领时期，我那次在里昂火车站的情况吧。本来应该乘火车远避不安和战乱。旅客在售票口前排队，我等上半小时，也就能买到火车票了。然而我不等，没票就登上头等车厢，如同骗子一样。列车行驶到索恩河畔沙隆时，德国检票员进车厢查票，把我逮个正着。我伸出手腕，对他们说我用的是假证件，我是犹太人，名字不叫让·卡西·德·库德雷·马库亚尔。一吐为快啊！

“他们随即把我带到您的面前，警官先生。您来决定我的命运吧。我向您保证服服帖帖。”

警官蔼然地冲我微微一笑，拍了拍我的脸蛋，问我是否真的患了肺结核。

“对此我并不奇怪，”他明确对我说道，“在您这年龄，人人都得肺结核。无论如何要治好，否则一咯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了。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假如您生得早些，我就会把您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治疗您的肺结核。可是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更加文明了。给您，这是一张去以色列的车票，犹太人到了那里似乎……”

*

大海犹如蓝墨水一般，而特拉维夫一片白，白到了极致。船靠岸时，他的心脏平稳地跳动，让他明显感到，阔别了两千年，他又踏上祖先的土地。他是在马赛港登上以色列国家海运公司一艘邮船的。在整个航程中，他尽量喝烈酒，打吗啡来麻醉自己，以便缓和惶恐的心理。现在，特拉维夫城就展现在眼前，他可以安详地死去了。

海军上将列维的话音将我从遐想中拉出来：

“对这个航程还满意吗，年轻人？您这是初次来以色列吗？您到了我们国家，一定会意气风发。您会看到，这是个令人惊叹的国家。像您这般年龄的青年，对这种惊人的活力不会无动于衷，而从海法到埃拉特，从特拉维夫到死海，无处不洋溢着这种活力。”

“这我毫不怀疑，上将先生。”

“您是法国人吗？我们十分喜爱法国、她的自由传统，十分喜爱安茹、都兰的温馨、普罗旺斯的芳香。你们的国家，多有气魄啊！‘前进，祖国的孩子们！’真鼓舞人！真鼓舞人！”

“我不是纯粹的法国人，上将先生，我是法国犹太人，法国犹太人。”

列维海军上将以敌视的目光打量他。列维海军上将，长得像杜尼茨海军上将的兄弟。列维海军上将口气冷淡地对他说道：

“请您跟我走吧。”

海军上将让他进了一间封闭的舱室。

“我劝您还是老实一点儿。到时候就会有人管您了。”

海军上将关了电灯，锁上房门。

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待了将近三小时。只有他手表的微弱荧光，方能把他同人世连接起来。房门猛然打开，我的眼睛立刻被吊在棚顶的电灯晃花。身穿绿雨衣的三条汉子径直朝他走去。其中一人递给他一张名片：

“埃利亚·布洛克，国家秘密警察。您是法国犹太人？很好！给他铐上！”

第四个人是个哑角，身穿同样雨衣，他走进舱室。

“搜查大有收获。在这位先生的行李中，搜出好几卷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几幅莫迪里阿尼和苏丁的绘画复制品、查理·卓别林、埃里克·冯·斯特罗海姆和格劳乔·马克斯的几张照片。”

“毋庸置疑，”那个名叫埃利亚·布洛克的人对他说道，“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把他押走！”

在他们推搡下，他走出舱室，觉得手腕有灼痛之感。上了岸，他的脚一踏空，便跌了一跤。一名警察就势照他肋骨踹了几脚，接着揪着手铐链将他拉起来。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码头。一辆囚车停靠在街口，类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十七日大搜捕时，法国警察所使用的囚车。埃利亚·布洛克坐到驾驶室副座上。他登上后座，紧随着三名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