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3/14页）

“小姐”在城里的社交界相当活跃。她像是从世纪末英国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人物，那时的英国女士们还戴着黑色的呢子礼帽骑自行车；“小姐”就是这样，有一回她骑自行车去了法国的里维埃拉[124]……除了我父亲聘请的那位喜欢喝酒、容易打盹的老师之外，“小姐”也教城里那些富裕人家学英文。她跟她父亲一起住在海尔纳德河畔一栋昏暗的公寓楼里。她父亲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先生是我们城里的法国文化传播者。这些颇有身份的西方客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跟我们一起留在这儿；那位酗酒的英语教师在战争爆发后第二年移居佩斯，因为他的赛马瘾即使在战争中也未曾减弱。有一次他在奥拉格跑马场用英语破口大骂，闹出丑闻，因为他认定有一匹马被“安排”的位置不公正……市民家庭的孩子们理应弹钢琴，理应每个星期分别跟“小姐”和马德莫塞莱先生各练两小时的英语，理应找萨拉蒙教练上击剑课；击剑是崇尚体育的民族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体育项目。在当时，只有平民百姓才在城外野草丛生、坑坑洼洼的空地上踢球。体操考试是一年中仅有的体育赛事，我们在那位老教师的率领下，身穿白色背心在操场上列队，在城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们面前表演“自由体操”。当地的国防军乐队为我们演奏进行曲。我们放声高唱：

在高高的城墙上，

匈牙利国防军时刻警惕……

在一年一度的“鸟与树木日”，我们去哈莫尔森林里游玩。在那一天，我们应该“热爱大自然”。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实际上，我们一辈子都这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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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市民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生活”？我们至少知道世界上有老爷，凡是好事都是老爷的；此外，世界上还生活着一群地位卑微、交不起学费、命运不济的穷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谨小慎微的教师们为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编写了一本《字母发音与阅读》，翻开那本教材的第一页，就能看到两幅插图，解释“书写，老爷，哭泣”[125]这三个词的意思，说明老爷和百姓之间的区别：“老爷”戴着高筒礼帽，身穿休闲装，手揣在兜里，胳膊上挎着文明杖；在他旁边站着的一个穿裤衩的农民孩子正在“哭泣”，正用拳头使劲揉眼睛。这一切肯定事出有因……这就是我上学后看到的第一幅“看图说话”。我对图中表述的内容并不太理解，只是知道，老爷戴着高筒礼帽神气十足地散步，手里拎着文明杖，农民则由于某种原因难过地哭泣；不过，这幅画向我强调的内容，我能够看懂。

市民阶层通过行善表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谈论穷人的口吻，就像谈论某个陌生、无助、必须予以救济的部落。有的时候，街上有人按门铃，女佣会说：“没事儿，来了个叫花子。”城里市民家庭的主妇们经常活跃于一家名为“免费牛奶”的慈善社团，热心组织诸如“圣安塔[126]面包”或“欧索娅[127]菜汤”的救济行动。每户市民家庭都有“自己救助的穷人”，他们领走平日的剩饭，圣诞节时，还能得到女主人亲手织的长袜。没有人真正为“穷人”操心，尽管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对他们的生活和处境只是远远观望，就像看非洲人。为了解救那些生活窘困的异教民族，天主教徒应该为远征军募捐，回头让远征军为那些可怜人做洗礼，之后万事大吉。跟穷人说话要和颜悦色，要用“给你，可怜的人，拿着吧”这样的语气，像是跟病人或白痴说话。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母亲有时会塞给我一枚硬币，让我递给乞讨者；虽然没有说出口，但从她的鼓励中我这样理解：穷人不咬人，只需小心对待。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接受的教育都是“贫穷不可耻”，跟穷人讲话要有礼貌，对待穷人要跟对待社会上的人一样，甚至应该安慰穷人，因为“贫穷不是他们的错”。这种“社会观”后来导致我在童年时代把穷人看成是残疾人。我猜测，世界上有很多穷人。

在世纪初富有的市民阶层，“穷人”和“富人”这两个词，并不像二十年后这样被故意用于激发人憎恨的口号；“老爷们”谈论穷人时的声调和态度，更倾向于垂下眼帘在自罪感中沉默。是啊，这样的现实真令人心痛，很可能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世界有史以来就是这样”。没有人去想，在这个生活安逸、财富积累、自由主义思潮传播的市民阶层，“穷人”问题要比他们以为的严重得多，用行善的手段无法彻底解决……社会承认有帮助穷人养老的责任——当然不是所有的穷人，只是那些“有用的”穷人——把他们安置到济贫院。在那些可怕、酸臭、拥挤的房子里，住满了无助的老翁和市民家庭没有别的办法摆脱的女佣们；节日前后，我们和颜悦色地去济贫院看望老保姆，跟数以百计或瞎或聋的老乞丐一起挤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活动室里……这个社会看上去太平无事，穷人们只要还有体力并能找到活干，他们可以工作；一旦陷入困境，可以得到施舍；只要他们曾是“有用的”穷人，可以到济贫院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