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4/14页）

孩子们对“社会”的感觉扭曲而逆反。所有的孩子都充满理想和虚荣，笃信绝对自我。我在童年时代，对穷人的生活处境也没怎么想过。我模糊地揣测，穷人之所以成为穷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很有可能是自作自受，也许犯下了共同的罪孽，所以现在才遭到惩罚。有时我听到这样的议论，说穷人们懒惰，不爱干活儿，一有钱就酗酒。因此，我对穷人感到更多的是厌恶，一想到他们就心怀鄙视。假如有乞丐按门铃，我会毫不掩饰地用敌意的眼神盯着衣衫褴褛的人，心里猜想：他肯定是个懒骨头，所以才不顾廉耻地上门讨饭。没有，肯定没有人教过我“阶级憎恨”。成年人、家庭和学校对这个令人难堪、粗鄙、复杂的问题大多避而不谈。教育暗中扭曲了孩子们的思维，给他们信号，暗示他们不应该往那边看。从来没有人开诚布公地教过我，但我对“穷人”还是偷偷地怀有敌意。

我揣着自己的全部理想跟家庭紧紧拴在一起，家庭则带着全部的本能隶属于一个阶层。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和利益，对我来说都不过是一些粗鄙之物，一些不成形、不明确的东西，一些垃圾。是的，即使在教堂里面，我也用这样的口吻跟穷人说话，像对一位病人，他该对自己的病承担责任，因为他没“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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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之后，我跟家庭教师一起复习拉丁语，读几页历史，背几段《托尔迪》，或者划拉几篇匈牙利语作业。尽管我在笔记本里就“奥朗尼·雅诺什笔下的女性人物”密密麻麻写了三页，但我对奥朗尼·雅诺什依旧所知甚少，对女人根本就不了解，更不要说诗人想象中的女性人物了；之后，我练一小时钢琴，或字迹工整地将头一天课上马德莫塞莱·克雷门汀做的听写练习誊写一遍；假如下午还能剩下有阳光的一个小时，我要出门“散步”。这种规定的散步，要比在学校上课更令人生厌。不论春夏秋冬，我每天早晨都要六点半起床，七点钟必须参加弥撒，八点到下午一点听课；有的时候，下午也要去学校上美术、声乐或体育课。我们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那么紧张，就像在战争时期服军役。在每年的复活节和九月份，我们得到新衣裳。在圣灵降临的前几天，母亲到当地的廉价商店为我们选购新衣，虽然衣裳我不得不穿，但我从来不能苟同她的“实用眼光”。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允许我根据自己的眼光买一双“我想穿的鞋”；午饭后，母亲递给我一张面值五十克罗那的钞票，当晚，我买回一双在我们城里所能找到的“最贵的鞋”：不是我们平时常穿的那种系扣的皮靴，而是一双明黄色、系带式、羚羊皮的公子哥鞋，总共花掉四十克罗那。母亲一看就气哭了；这双鞋成了能让家里人唠叨几年的话题，就连远房的亲戚们都摇头叹息，说我如果不赶快改好，“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的确，我自己也很着急，惶然无措地这样觉得，“我以后不会有好结果”；我努力在家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弹琴，背书，忍受无聊。家规严厉，不可逾越，我们只能俯首帖耳，像蜂巢里的蜜蜂，被夹在六角房孔的蜡墙之间。终于有一天，这曲田园牧歌结束了。

有一天早晨，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