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14页）

痛苦体验加速了这个反叛的进程。反叛从十四岁时就在我身上爆发，之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周而复始地频频发作；我并且清楚，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会这样。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

创伤很早就已经发生，也许是我继承来的，从前生前世……有时我甚至这样想，也许在我体内泛滥着一个濒临灭绝阶层的无根性。

人们生活在混沌之中；有一天云开雾散，但光明已没有太大的帮助。为什么有人会在某一天出走，并且“毫无缘由”地出走，逃离殷实、安全的家庭，逃离温暖的小窝，逃离潮闷、甜蜜的藏身处和自己的归属，而那个归属从在母亲子宫里就已然开始，并从那时起始终呵护并掩护所有忠诚于它的人：在家庭中，在扩大到阶层或国家概念上的另一个更广义、更宽泛的“家庭”中。你只需要留在那儿，只要你不跨出那个魔法圈，就会从你的第一次心跳开始，有一双慈爱的大手喂你吃饭，帮你穿衣，替你担负责任，给你遮风避雨，一直到你的最后一次心跳……为什么有这么一种人，他们非要挣脱安全感，非要逃离对温顺的生命来说阳光普照、悠然舒适的桃花源呢？有一天上午，我逃离了姨父的庄园，不想让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那里、在自己家里——再找到我。有时候我真的认为，或许这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精神上的代价；或许这是“劳动”代价……世上没有东西可以不劳而获，即使这种作为创作氛围与前提条件的痛苦，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从天而降。幸福也不会被无偿地赐予。作家的工作——无论质量如何——要求我们比普通人具有对生活更敏锐更警醒的心脏、神经和意识。没有挑三拣四，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人能跟“狂热”讨价还价，这种狂热被别人称为“献身”，可被贴上各种可爱的标签；不管把它叫得多么赤裸，多么粗鲁，在我看来，它都是狂热……“幸福”的人不讨价还价；幸福的人就简简单单地享受幸福。我从来没被“幸福”诱惑过，从来没把它视为某种能够有条不紊地接近的生活目标；反之，我有一点蔑视它。毫无疑问，这种行为举止是病态的。只是，一个人很难“用明智的头脑”理解摆在面前的东西，很难理智地背弃生活“阳光的那面”，先是背弃家庭，而后背弃那个由家族团结打造而成的富裕、兴旺、温馨的生活群体；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只需坐享其成，只需跟这个庞大的家族，跟这个与生俱来、我原本归属的阶层和睦相处……在生活的另一面，我肯定会有张写字台，会有比现在更舒适的家什、更幸福的日子，会有多么美好的亲情、财富和记忆等着我啊！但是有一天，我踏上了阿索德[128]的国家公路，这条路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有的时候我还是认为，或许这条路还是通向哪里。当我偶然地想到自己时，我能感觉到有少数者存在，感觉到我跟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感觉到他们的命运，即便散在天涯，他们也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会跟那个田园诗般祥和有序的庞大群体、阶层或社会进行决裂，并毫不理智地投身于毁灭性的冒险之中？……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地球上好好地活着？当然，当我沿着阿索德国家公路逃离家庭，在外流浪时（不仅逃离了直接或狭义上的家庭，还逃离了从种群、阶层等其他各种意义上界定的大家庭），我并未用这种富于诗意或演讲般的措辞表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只是默默无声、充满惆怅地在我胸中响起。一直回响了二十年。我嘴里经常谈别的，但我无时无刻没有听到它。

有位作家曾这样劝导我，不满足和不安分是西方人讨厌的通病。有个女人曾告诉我说，这是“作家职业病”，不让精神追求者去享受另一种他本来能够得到的满足。也许，我是作家。这种逃离的欲望从那时候开始就伴随着我，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我身上爆发，炸毁我的生活框架，使我陷入丑闻之中，卷入痛苦、艰难的漩涡里。就这样，我后来逃脱了家人为我指定的职业；就这样，我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婚姻；就这样，我投身一次次的“冒险”，有时我又逃避冒险；就这样，我逃避情感关系，逃避友情；就这样，我在青年时代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从已经熟悉、习惯了的气候，逃到他乡的陌生气候，直到这种永远没家的状态变成我的常态，我的神经系统适应了这种危机的处境，但又出于某种人为的“自律”，我最终开始工作……今天我仍旧这样过活，两列火车，两种逃跑，在两次“逃亡”之间；好像一个人永远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时，正走在内心深处哪条危机四伏的冒险路上。我习惯了这种状态。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