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4/17页）

毫无疑问，我有神经症，我的神经症源于儿童时代的伤害；那时候，我对弗洛伊德知道得不多，几乎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天才理论后来是通过外行人和庸医们的热心推广而变得那么流行，可我当时一窍不通。病人的心灵可以最准确地了解疾病的本质，他们确实花了很多心力和精力寻找灵丹妙药。后来，我吃惊地读那段时间写的信和诗歌——诗歌几乎写明了诊断，信件确凿地记录了病因。当我接触到精神分析法时，再想采用那种方法已经为时太晚；快四十岁的人了，再做各种精神分析纯属浪费时间；太多的记忆，复杂地沉积，在伤口上已结了许多层痂。我相信，对年轻人，对相当年轻的人和患有神经症的孩子们而言，精神分析法确实能够取得疗效；或许对年龄再大些的人也有帮助，如果精神分析的学术之光在黑暗中照亮某种类型的创伤，可以让比较简单、不太成熟的心灵变得轻松；但是我从来不把它作为“治疗方法”，因为我不相信场景可以再现，因此我不能将它当成避难所。我见过不少神经症的病人，不用精神分析法也治好了；那些较为成熟的心灵，有着惊人的毅力和抵抗力；新的生存条件有的时候能使病人自然痊愈。弗洛伊德理论的天才活力与美感令我着迷；我认为“梦的解析”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重要发现。我也能够想象，精神分析可以教会较为单纯的人更耐心地行事。即使有像“治愈”这类的情况发生，也是出于多种偶然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当周围的骗子们和神医们正组成黑压压的大军鼓吹并滥用精神分析法时，我一方面拒绝接受这种疗法，同时我也怀着敬重和热忱了解这一理论，它对潜意识深层和未知生命的探索。毫无疑问，那些预言对弗洛伊德的形象有损。我通常见到的情况是，神经症患者有时没接受精神分析也被治愈了；有时接受了精神分析后病也没好；还有时没做任何治疗，病人自己就康复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时，尤其是当我细读了弗洛伊德的书时，神经症对我来说，已经多少变成了生存需要，工作的装备和条件之一；打一个粗陋的比方，我带着神经症“生存”，就像中国乞丐向人展示露骨头的断肢。

罗拉对这一切都一无所知。她只是惶惑地注意到，我有病。她始终不了解“疾病”的本质，对她来讲，它陌生得就像一个陌生人。她很难陈述我的“症状”。当神经症已出现身体与脏器的症候及功能紊乱，想要对付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疾病”最先表现为言行举止的古怪莫测。我从来不知道醒来时有什么在等着我。即使在今天，跟我一起生活也是一件令人疲惫不堪的事……罗拉在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已为照看我的这种隐疾做好了准备。神经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敏感期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我十五年前的状况跟现在的差不多，偶然发作，一小时就会变一个主意，会突然觉得必须去旅行，用不着任何特殊的理由；有时我只离开几日，但也有时候，我一走就是几个月。这种时候我不会克制，我什么都不管，不管工作，也不管周围情况。这种危机过去后，接下来是一段相对的平静期。一个人总能忍受这种“疾病”吗？总能忍受自己受伤心性的胁迫吗？我认为，能够忍受很久。这一切都是可怕地故意而为。就像一个人嗓子疼，我抱着同样客观的态度观察神经症的变化。一个人能够忍许多事，只要他很想忍，几乎能够忍受一切。神经症初期，我感到这种典型的焦虑，莫名的担忧，一开始就把人压垮了，患者感到万念俱灰，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即便这样，我还是认为，心灵能在某种程度上战胜这种恐惧状态。这种焦虑——所有的神经症情绪——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心灵深处，有些东西我们处理不了，比如欲望或记忆，我们对自己的束手无策感到恼火。但是随后，经过一段时间，通过残酷的代价和艰难的努力，我们还是能够征服它的。我相信意志。我相信，人类能够借助意志和隐忍凌驾于雾气蒸腾的潜意识沼泽之上。我蔑视自己体内的神经症，我动用了意识、意志、隐忍等一切工具与它搏斗。我相信品质及其最高级表现——良心，能够维持我们疾病本能的监护与平衡；我相信生活加写作的综合疗法。缺乏这种能力的人，那就能怎么活就怎么活吧，或者坐以待毙；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罗拉用她惊人的本能感知到我的疾患，她相信我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受它。我们俩的关系在婚姻的最初阶段，大概是一位患者与耐心照看他的护士之间的关系。

她怀着一股特殊的力量守在我身边，我清楚地知道，我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她的帮助下度过的。这样的努力男人很少付出，女人也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这颗心灵——罗拉的品质——从耗之不尽的储备里获取能量，随手挥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