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3/17页）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婚姻的头一年，我们在柏林的所作所为都是一场彻底绝望、惊恐万分的“过家家”游戏。我根本不清楚，供养一个陌生人，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何等巨大的责任！我更不清楚，一个人无法靠近、无法改变的秉性到底是什么。在这段时间里，我总是不停地需要很多人。在我的同龄人中，大部分人都相继紧跟地逃进这孩子式的婚姻里。我们不惜代价地想在我们头上支起一片屋顶，建一个“家”，用我们笨拙的手为孩提时代未能感受到的家的浪漫，拼凑一个扭曲变形、粗陋不堪的顶替品。这一代人在所获得的所有“体验”中唯独缺少的就是家的体验。我们在国外租住的房间建了一个家；有鞋柜，没有“前景”。不过，在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能有什么“前景”？在柏林大学的名册里，始终保留着我的名字，我已经当上了“丈夫”和“养家者”，但我还是在期末偷偷地跑到林登大街的尽头，报名上了半个学期……只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我拿一个文凭能干什么。不管我往哪个方向看，前面都是漆黑一团。身后是战争和革命，眼前是政治和经济的颠覆，是“价值再评估”的混乱时期，最流行的是口号。我们在这样的机遇中“建立家庭”。许多年里，我从来不能肯定自己从哪里能挣到下两个星期的房钱，我们会不会有吃午饭的钱。跟在家乡相比，这是另一种贫困。在家里，人们的日子过得很穷：没有钱，命运不好，但至少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小窝，也总能有一小块面包吃，哪怕又干又没味。可是在国外，陌生的巨人扼住我们的脖子。我们生活在焦虑、惊恐、无助的世界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从这个“家”，从这个拼凑的、孩子式的家的责任前连滚带爬地逃离。

罗拉在方方面面都很“节俭”。她把省下的马克存在一只旧雪茄烟盒里，这些马克到了第二天连面值的十分之一都不值。当德国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总共六千万人，一天又一天地丧失一切，她却毫不动摇地认真推敲，我们是坐地铁，还是坐电车，估算哪种交通方式最便宜。我怎么跟她解释都没有用，在排山倒海的大毁灭里，这种审慎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当数十亿计地砍价时，亿就变成了零头。慢慢地，我让她懂得了这个“零头”的含义，我也自我封闭起来。

10

我在法兰克福开始喝酒；到了柏林，我变成了正经八百的酒鬼。二十一岁时，我就已经习惯，让女仆每天早晨端一杯咖啡和一瓶白兰地、威士忌或小茴香酒，到了晚上，这瓶酒我会喝完最后一滴。我绝望、厌世地醉饮。我用最烈的白兰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然后用伏特加结束。我总是醉醺醺的，在那些年，我需要那种半意识状态。某种日子开始了，而这种日子离开了麻醉品就无可忍受。为什么一位健康、并非没有教养、不管怎么说都很娇气和讲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要让人给自己送白兰地？这不可能还有另一种理解。正像俗语所说，“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没错，我周围的人也都酗酒。在我法兰克福的朋友圈里，大部分都是内心相当细腻的人；作家、艺术家、所谓的唯美主义者，他们都从上午开始就痛饮白兰地。有好些次，我心怀好奇地观察我的那些熟人们，他们都是自然而然地酒精成瘾。德国人，其实是一个明智的、奉行市民道德的高尚民族，那些年的生活让他们实在难以承受。很少有人为了醺醉饮酒。一个人遭受各种伤害，有一天他再也承受不了，这个时候，他开始饮酒。

我在真真确确的白兰地氛围里开始饮酒。在家乡，人们轻饮小酌：我从来没看到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醉过，然而葡萄酒每天都摆在桌子上。像我们这样每天都喝白兰地的人，在家乡人眼里算得上酒鬼了。德国人饮酒，根本没有感染我。在法兰克福，在“卫戍营”附近的一家荷兰人开的白兰地酒馆里，城里高地位、有名望的酒徒们每天上午都在那儿聚饮。上午十点，他们已经开始用大肚酒杯灌杜松子酒。我一脸苦相地坐在他们当中，根本就觉得不好喝。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德国人中看到酗酒的犹太人。在那之前，我觉得犹太人鄙视那种为了自己的“盲目”饮酒。在这里，在大学，在兄弟会[230]，那里接纳了他们并且容忍他们，他们怀着痛苦的自尊向酒精求助。在大学，我们所有人都饮酒，德国人，外国人，一呼百应；我们脸色阴郁、情绪厌恶地饮酒。当我意识到自己时，我已踯躅在酒气熏天的世界里。

显然，我是个有病之人，因此更没有能力承受什么。周围人只需把酒递到我手里；假如他们没在法兰克福教我饮酒，那么在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在无论我浪荡到哪儿都颓唐散漫的社交生活里，很可能我会直接逃入其他种类的麻醉品里，也许会去寻找比酒精更加危险的镇静剂。的确，光喝酒并不能使人镇静。我记得有一年，我二十岁到二十一岁那年，每天晚上，准确地说是每天早上，连酒精也不能让我入睡，每天睡前我都要吃鲁米那[231]。焦虑感和强烈、抵抗的恐惧想象压倒了鲁米那的催眠作用。我吃鲁米那入睡，感觉就像晕厥一样；在深沉、无梦、滞闷的睡眠之后，我没精打采地醒来，立即去抓白兰地酒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再坚韧、再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很快变成一副烂皮囊，当初我也非常健康。我真不理解，我的内脏和神经是怎么承受的？事实上，我看上去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这种生活方式，这些一度滥用的麻醉品，还是帮我度过了生活中的许多危机时刻。现在我肯定地知道——这一点有许多细碎的符号记忆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我生活在慢性的生命危险之中，只有酒和毒品可以消除这种危险。比方说在德国，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总是攥着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我睡觉，手枪就躺在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我揣着左轮手枪去咖啡馆，去编辑部……为什么？我害怕谁？谁也不怕，我是怕我自己。在深埋的、优雅的、可以触及的记忆背后，有着某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辱记忆折磨我；有的时候，我一“想起”这些，这种羞耻堵在我的喉咙，就像受到身体攻击，被人蹂躏，扼住喉管，我阵阵作呕；准确地说，是我的身体想起了在某个场合我不能找到关联的记忆。这种耻辱究竟是什么？我到底在哪儿受到的伤害，让我承受如此的羞辱？我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能够忍受了这些记忆，不再痛楚，不再出现那种身体的不适感和无法忍受感；于是我不再需要安眠药，我跟酒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健康，较为愉悦。离开麻醉品，生活难以承受；那些一旦离开助行器就无法保持身体平衡的人们，即使在今天也会对那些工具心怀感激，同时又投以怀疑的眼神，几乎是吃惊的怀疑。他们藏了什么秘密？毫无疑问，“健康人”也有，只是非常少。也许在女性当中可以最快找到简单、健康的心灵。我认识不少年长的女士，她们令人惊叹地承受生活之重，命运把她们放到哪儿，她们就在哪儿随遇而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寿命远远超过平均寿命，“她们的秘密”不是别的，只是服侍和屈从。（茹莉表姑七十多岁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她长寿的秘诀——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要保持常态。”）但是年轻人是没有常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