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

走差

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

半塘是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最后，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抽烟，等我。

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当它急速俯冲向下，掠过我头顶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

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我不时停下脚步，望着天上的鹰，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然后蹲下身来，捏了捏我的手，对我说：“得走快点了。一会太阳出来，地上封冻一化，路就烂了。”随后，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笑着说，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我跨在他脖子上，双手抱住他的头。有时，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即便在这时，父亲也不会生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装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并威胁我说：“再不放手，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

在我们当地，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被认为是一件极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一般来说，呵斥、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不语，是父亲向子女传达爱意的惯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大伙都会听之任之，乐得眼睁眼闭。这倒也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或者拥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特权。村里人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恰恰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在过去，村里人都叫他“赵呆子”。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呆子”之后，父亲则被尊为“大呆子”，或“赵大呆子”。当然，有时候，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大仙”—— 一半的原因，是父亲“赵云仙”的名字中，有一个“仙”字，至于另一半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有一阵子，当“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年关将近时，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我提醒父亲，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父亲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快要过年了嘛！”

我知道，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没过多久，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个敲锣，一个打镲。在他们身后，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据说一旦发生火灾，那老龙就会发出“呜呜”的悲鸣。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但他并不怎么敲，而是不时转过身去，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这个姑娘，我虽有点眼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