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第3/31页）

“你给算算。”

父亲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斜睨了我一眼，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头，闭上眼睛，表情夸张地算了起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对我说：“会看到的。有两只。一只白狐狸，一只红狐狸。”

“真的吗？”

“真的。”

这时，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随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办完了今天这件事，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父亲大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赶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并不是去给人算命，而是在办一件足以改变他未来命运的大事。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

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根据其手法和仪轨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最为普遍，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或是伪装成瞎子的人。通常，他们依据你所报上的生辰八字，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数。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双目失明，触发了天眼的开启——他们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当一个瞎子翻动着满眼的白翳，端坐在你面前，说着瞎话，为你预测未来时，你那颗悬着的心往往会陡然安静下来，对他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感。这是因为，瞎子那特殊的神态（沉思中透出安详和警觉），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只要你把瞎子和聋子的神态比较一下，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第二类算命人，我们通常称为相面先生。他们通过看面相，预知祸福灾祥。这里所说的“相”，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长相之外，还包括骨相。骨相可以看，也可以摸。摸骨者通常是男性，他们服务的对象十有八九都是急于想知道命运底牌的庸常妇女。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议，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摸骨师是一位还俗的和尚，名叫吴其麓（他出家时的法号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请他摸过骨的“老鸭子”回忆说，惠明法师替人摸骨时，确实不太规矩，“不该摸的地方，他也乱揉乱捏，弄得人脸热心跳，好不害臊！”吴其麓的最终被捕，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第三类算命法，可称为“黄雀叼牌”，如今已经失传。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吉凶休咎、富贵穷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制成）平铺于桌上，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交由问卜者放飞。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实际上，这种算命的方法，不过是“求签”的一个变种。“黄雀叼牌”的失传，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实在过于费事。

最后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灵童扶乩”，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只见过两回），这里略过不提。

其实，在我们乡下，所谓的算命先生，也不限于以上四类。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这可以解释，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

我父亲算命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二类。也就是说，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中，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推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随父亲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

本来，父亲尽可以用“也许”“可能”“说不定”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不对？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随后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死。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翘了辫子，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