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歌手的情人]（第6/12页）

我问：“大军，你是从哪儿找来这么棒的小演员的？”

他说：“我去孤儿院取景，这个孩子趴在栏杆上看着我……他饭量不小，以后一定能长个高个儿。”

我有个小小的疑惑，我不记得丽江孤儿院的围墙有栏杆。但我知道我的兄弟大军不会和我说半句假话。我没再追问，去吧台给他调了一杯“新加坡司令”，他尝了一口问：“你不觉得太甜了吗？”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我想飞》。高清视界、奥运之美，松下高清影像现场电影节四等奖—是这部电影所获得的奖。

出人意料，居然获奖了。

几乎是零投入的公益电影，当然不可能走院线。但据说在部分城市的观影会上反应热烈，由此也引发了一小股针对滇西北地区孤儿院的志愿者风潮，但几乎没人知晓这始于一个丽江流浪歌手的一次疯狂梦想。无论如何，此举善莫大焉。

该大片儿在丽江的一个电影吧里曾放过一次，大家一边嘻嘻哈哈地看，一边啃着瓜子和辣鸭脖。大军也跟着一起看，看了一会儿跑出去啃鸭脖子了。有几个人坚持看到了最后，看完演职员表上自己的名字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然后，此事告一段落。

奇怪的是，大军之后再没提过自己拍过电影这回事，好像没发生过一样。他的梦想完成了，完成了就放下了，放得还很干净，甚至没当成人际交往时的谈资。

有时候，我不确定大军是少根筋还是足够智慧。行于心而不驻于心，在这件事儿上，他活得比我见过的大多数人都洒脱得太多。

我曾揣测过，是否这个电影里的故事曾经真实发生过，是否真实的主角就是大军。

他或许是因为未能对某一个逝去的小生命完成承诺，才想在光影中虚拟地画上一个句号吧。若我揣测的是真的，那么，那些胡子拉碴满面风尘的男人，内心该是多么的柔软。

那个脏脏的小孩子，后来经常会来找他玩，不怎么说话，只是依偎在他身边。大军给他炒饭一次打四五个鸡蛋进去，还给他揩鼻涕，亮亮的鼻涕丝儿黏在手指上，他一点儿也不嫌弃，仿佛他就是父亲。

生一张16万元的专辑

他还做过一件傻缺的事。

他一直二到现在，或者未来。

他循环不停地二着。

我们一开始卖碟都是找支电熔麦克，跑到朋友酒吧里录现场版，然后把Demo 用电脑光驱刻录出来。我们把这种碟叫毛片，取其手段原始、技术粗糙之意。往好里说是原汁原味，但给专业音乐制作人听的话，无异于一次性饭盒里盛着夹生饺子、没褪干净鸡毛的黄焖鸡。可一般购买者谁在乎这个啊，再说民谣听的是歌词内涵，本就和技术品质没太大关系。

我坚持以上看法和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懒得在配器和录音上下太大功夫，即便录歌也万分抵触各种Midi 手段。

他却不，卖了两年毛片后，轴劲儿上来了。不过是一个日日混嚼谷的流浪歌手，却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东求西告地筹钱，奔成都，跑广州，租录音棚，买版号，托朋友找知名的音乐制作人，自己监棚给自己录制专辑。他花干净了身上的每一分钱，带着母带一路搭顺风车回丽江，饿得马瘦毛长，一见面就和我抱怨广州的碗太小菜太贵。

我听了下他录制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厚厚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我问他共多少钱，他说没多少。

“那到底是多少？”

他假装满不在乎地说：“16 万。”

说完，脖子都是僵的。

16 万！一辆Smart 微型车的价钱，一套发烧单发，一个二线歌手一场商演的报价。一个中产阶级或许可以满不在乎地报出这个金额，但无产阶级的大军你满不在乎个什么劲儿啊你？16 万，一张碟你卖50 元，卖3200 张碟你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

我替他心痛，马后炮地骂他：“花个一万两万元的品质比之前的Demo 好点儿就行了，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你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儿，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那好吧，那我帮你推推歌吧，说不定哪一首忽然爆红网络，半个季度你就回本了。你说好不好，我说，你觉得呢？唉，我和你说话呢，大军……”

他“嗯嗯嗯”地应承着，聋子都听得出那种敷衍。“你和我敷衍个什么劲儿啊！你又不用担心欠我的人情。你不是缺钱吗？你是缺钱还是烧钱？”我知道他是个没什么世俗野心的人，但作为一个在实用主义者中长大的人，我不是很明白这些折腾所为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