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死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发育的孩子]

一群人或一个人，

只要还肯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走着，就不会停止发育。

勇猛精进和欲速而不达之间，总要找到个平衡。

鸟人鹏鹏是我的同龄人，且同年同庚，同样好酒好色，同样矫情。

我跟他说：“你看我这么介绍你如何—种过地、发过电、修过坝、扛过枪、站过岗、握过笔、采过访、博过客、喝过茶、徒过步、背过包、登过雪山……的文人。

他嫌我介绍得一点儿也没内涵。

那我就这么介绍他：非著名登山家、非职业乐评人、非资深自由撰稿者、非活明白不可的80 后。

鸟人鹏鹏是川人，家住川陕交界处，他在秦岭与大巴山余脉里长大。

他们家乡号称是武则天的故乡，那儿有威名赫赫的剑门关。但他说，十五岁之前都不知道剑门关长什么样子，小时候倒是听到了不少关于诸葛亮和三国的故事，据说《后出师表》就是在他家山脚下的江边写成的。那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至今也没有吸引太多外界的目光，没什么特产，只盛产出苦力的农民工。他算是那片山沟里为数不多的穿着衬衫工作在大都市的人。

鸟人鹏鹏和我同年同庚，面相却比我老很多，但酷爱冒充80 后。他有一回端着茶碗和我说：“咱们的这拨80 后似乎特别倒霉，出生的时候赶上计划生育了，毕业的时候不管分配了，毕业后茫然无知……”

我说：“别一本正经和我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咱80 后都这个岁数了，应该说点儿有深度有文化的话。”

他苦着脸看着窗外说：“我脑壳儿有包，你脑壳儿也有包，整个80 后脑壳儿都有包。”

我想起崔健的一句话：其实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别以为你比我小二三十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那天，窗外不是北京天安门广场，而是热闹非凡的成都宽巷子，但和北京一样，和全中国一样，街上匆匆忙忙的，满是脑壳儿有包的80 后。

他们拿着苹果手机，穿着耐克或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

……

两个迷迷瞪瞪的青年

不论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大家都一样，鸟人鹏鹏脑壳儿也有包。

他毕业后不想回家也不能回家，于是跟同学去台资木材厂打工，又去过电站实习发电，都没长久。赶上轰轰烈烈的修三峡，他又在工地上狠狠地摸爬滚打过一阵子。他不甘心，梦想着去北京北漂个出人头地的将来，他拿着发表过的大大小小的文章挤上了北上的绿皮车，汽笛声一响，淌下两行豪情壮志的热泪……两个月后，他走投无路地耷拉着脑袋回到了山里的家。

他父亲是最后一拨铁道兵，退伍后本分地务农，一辈子老实巴交，没有半点儿能力给他谋一个光明的未来。他说：“孩子，要不你当兵去吧。”

于是鸟人鹏鹏从戎，在中国地图上拉出一道长线，从难于上青天的剑门关下一直延伸到山东烟台大海边。

他当兵的地方，是我的家乡。

我那时正窝在敦煌，背着画箱，嚼着沙尘写生创作，画地平线、夕阳、飞天和怒目金刚……一度为饭钱和颜料钱愁白了少年头，又一度看着那些没镶框的新鲜作品扬扬得意，莫名嚣张。

鸟人鹏鹏新兵连训练结束后，分到一个执勤连队，那又是一个山谷。他傻眼了，这荒瘠的地方是如此类似他努力想逃脱的故乡。他给家里写信：爸爸，这里挺好的，不用爬到崮顶就能看见茫茫沧海……

高高的丘陵一座团住一座，是海风根本吹不到的地方。除了满眼的灰绿色植被，他什么也看不到。

那是个守仓库和坑道的连队，他在连部做文书，偶尔站站岗，日子过得机械而麻木。周末没啥娱乐，最近的集市要一天才能往返，他没地方可去，一般都守住一个破电视。没有有线电视，只能收到一个山东卫视。那时他爱看一档节目，叫《阳光快车道》，还给栏目组写过信，提意见建议。

那节目是我主持的。

当时他没想到几年后会和我成为朋友。

那时，我已经为了一碗饱饭折断画笔，擦上了满脸粉底。不去想什么理想，只是机械地捏着麦克风，站在舞台中央扮演一个陌生的自己。几度想回头，但终究还是贪恋那份要命的虚荣。

我那时写诗：“无聊就像隐隐的饥饿，反正我没完没了地混在沙漠里。”

他那时写文章：“下山办事花在路上要一个多小时。通讯不便，唯一的一根军线也时好时坏，希望便寄托在每周一次上山的补给车上。车除了送来粮菜外，还有连队的报纸和信，也可顺便坐车下山去，重要的是司机经常会轮换，可以和相对陌生的面孔聊聊天。其实，在山上也不是没见过别的陌生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