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8/14页）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事情，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现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方，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例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社会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急时刻。更倒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进意识（暂时），刚摆脱苏联阵营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求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原因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世界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虽然却不能证实其正确性——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总之，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现不稳的状况：它们作为单一领土的国家开始受到动摇。不过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离主张威胁的西方民族国家中，还没有一国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当年大灾难的时代，资本主义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场经济大萧条，当时一本书的名字曾将其形容为“这场最后的危机”（This Final Crisis ，Hutt，1935）。然而却少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任何末世预言。不过法国有位历史学家暨艺术经纪人，倒曾坚定预测西方文明将在1976年寿终正寝，因为以前一直肩负资本主义前进重担的美国经济，如今已经气衰力竭（Gimpel，1992）——这种说法，不无几分道理，他同时又表示，目前不景气的衰退现象，将“一直继续，进入下一个千年”。对此，我们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实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也难得有人以为苏联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流动性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形态，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及价值观念，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让以色列出现了古典音乐复兴的场景，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之前所在国家中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生活之一，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喜欢音乐的人，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少数。[12] 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例如青少年暴力等。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魏玛”的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