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1/24页）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近代实体经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主权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主权国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人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地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有它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坠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本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安全困境与仲裁者

威尔逊世界在文明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界。原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间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征服，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征服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势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层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积累为压倒性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征服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远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权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欧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与规范性。

西欧多国体系没有像其他多国体系一样，陷入大一统的亚稳态，关键在于英格兰海上帝国的存在和干涉。关于西欧相对于世界的特殊性、英格兰相对于西欧的特殊性，我们的强调不可能太过分，因为只有例外才需要解释，常态本来就无须解释。英格兰既属于又高于西欧势力均衡体系，它总是果断、及时、有效地干涉大陆事务，阻止任何强国取得压倒性优势，自身却居于欧洲列强无法干涉的优越位置，最大限度地利用大陆的低度安全来维护自己的高度安全。它的宪制自由直接依赖它刻意经营的国际体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陆的绝对主义是英格兰自由排泄到海外的必要成本。在已知历史的轨迹内，后者本来就没有普遍适用的可能性。关于暴力、安全与自由的密切关系，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作了如下的解释：

民兵是法律承认的唯一军队，根据复辟后不久通过的两项国会法案重新改组。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百镑，或是动产超过六千镑，就有义务自费供应和装备一名骑兵。任何人只要每年土地收入超过五十镑，或是动产超过六百镑，就有义务以类似方法装备一名长矛兵或火枪手。较小的地主组成团体，我们的语言没有提供专门名称，但雅典人称之为完全社。根据他们的规矩，每个团体必须装备一名骑兵和一名步兵。由此，全国步骑兵总数通常为十三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