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2/24页）

依据王国古老宪法和国会两院最近的庄严承认，国王是这支大军的唯一统帅。尉官及其副官辅弼国王，奉命点兵练兵，视察风纪，然而，每年练兵时间不会超过十四天。太平绅士受命严惩违纪行径。王室不付日常费用，但民团奉召抗敌时，费用从国家正常收入中支付，奉行最严格的军法。

有些人对民兵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们经常在欧洲大陆旅行，对沃邦元帅的要塞惊叹不已。沃邦的哨所一语一动，无不军容严整。他们看到强大的军队从德国所有的道路长驱直入，将土耳其人从威尼斯的门口赶走；他们看到路易的禁卫军刁斗森严，不禁眼花缭乱。他们瞧不起德文郡和约克郡的农夫，后者肩扛火枪和草叉，步行或乘车进军。英格兰自由和宗教的敌人对民兵怀有敌意，从不放过丑化乡巴佬士兵的机会。他们若欲利用民兵反对英格兰的自由和宗教，不可能不冒极大的风险。开明的爱国者将这些粗鲁的民兵和正规军的军团比较，后者能在开战几小时开赴肯特或苏赛克斯海岸。他们不得不承认：保持永久性常备军可能是危险的；让太平绅士统率的农夫抗击法兰西元帅麾下的百战精兵，对国家的荣誉和独立可能更加危险。然而，在国会中表述这样的观点必须相当慎重。因为民兵制度深得人心，每一次反思都会激起两大党派的愤怒。托利党对君主制和国教会格外热忱，态度尤其激烈。各郡民兵的指挥权几乎完全由托利党贵族和绅士独占。他们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视交出禁脔的建议为侮辱。他们还非常清楚：无论什么说辞，只要不利于民兵，就会有利于常备军。他们对常备军的名字深恶痛绝。这样的军队一旦主宰英格兰，就要谋害国王、压制贵族、掠夺地主士绅、迫害教会。（《詹姆斯二世继位以降的英格兰史》第一卷第三章，刘仲敬译，未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80多年历史证明，势力均衡体系的稳定离不开既属于又高于体系的海外仲裁者。仲裁者的横暴和不公并没有妨碍霍布斯世界的运作，而仲裁者的退缩和缺席却立刻引起了两次大战和危险性不逊于大战的冷战，最终，美国不得不尝试以集体安全体系取代势力均衡体系。然而，威尔逊世界仍然不得不接受霍布斯世界在自身外围的存在。威尔逊世界内部的安全与自由都必须仰仗世界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威尔逊世界作为整体，必须利用它既属于又高于霍布斯世界势力均衡体系的地位。这种格局非常类似不列颠帝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只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传统在起源上有异于奥兰治主义，缺乏贵族性格，浸淫浓厚的基督教普世主义情怀。因此，美国特殊主义从来不像英格兰特殊主义那样心安理得。在美国200多年的外交思想史中，21世纪初的新保守主义沾染欧陆色彩最重，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美国或北约成员国理应享有高人一等的安全，尽管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当年的小庇特和帕麦斯顿干脆将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和霸权视为英国人祖传遗产的一部分，像上帝创造的自然法则一样没有讨论的必要。这种内疚感对美国外交和世界秩序都没有好处，因为它增加了挑战者的侥幸心理，却没有减少差序格局的必要性和清理现场的残酷性。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

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18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它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在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它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