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5/11页）

“法国人和德国人可以暂时休战，不计前嫌，像双胞胎一样打家劫舍。”柔克义抱怨道，但是，在他的轻蔑嘲笑中，美国人也没有置身度外，“此次对中国的远征，将作为本世纪最不光彩事件，被历史铭记。让我心碎的是，美国也与此脱不了干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的书记被杀，超过3000名中国基督教徒和大批传教士未能幸免于难，外国和中国基督教徒的财产也被破坏或损毁。马克·吐温是美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针对传教士将中国赔偿的鲜血钱“用于传播福音”的呼吁，他撰写了一篇著名的杂文《致坐在黑暗之中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麦金利总统、英国殖民地事务国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称他们是“文明之福基金会”，试图“把文明之福传给我们坐在黑暗之中的兄弟”。在此，我们引用他一小段揶揄挖苦文字：德国皇帝“在山东暴乱中损失了几名传教士”，而“中国则不得不向他们每人支付10万美元和近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土地价值2000万美元，居住着数百万居民，还要为此建立一座纪念碑和一座基督教堂。在指望中国人记住那些传教士的同时，又要他们忘记那些纪念物背后的昂贵代价”。

与中国开展的战争赔偿谈判，进行了数月之久。中国同意赔偿33300万美元，由列强根据各自损失瓜分。回顾往事，柔克义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他指定将中国赔款用于美国大学奖学金，提供给中国有价值的男男女女。奖学金的获得者中，出了一位总统、一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还有许多杰出的教育家和公务员。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署。流亡到西安的清政府，准备在严寒的来年1月重返北京紫禁城。如《纽约时报》报道，在北京火车站有两个中国骑兵连，士兵们骑着白马，还有两个连的澳大利亚士兵，也同样骑着马。他们在等候专列进站，等待列车上的中国皇帝、皇太后、年轻的皇后、后妃以及宫女的到来：

两千名官员、亲王、总督、道台，身着绫罗绸缎和皮草，把车站弄得五彩缤纷。站台上，有一件黄袍时而在人群簇拥中熠熠闪亮。当皇帝现身时，所有迎驾的队伍纷纷拜倒，跪地不起，直到皇帝陛下坐进轿子……在中国骑兵带领下，迎驾马队从车站出发。随后是骑着毛发蓬松的蒙古马的官员大队、满族旗手、手持伞盖者和步枪兵，身披最近获赐黄袍的袁世凯总督、端坐八抬大轿上的皇帝。在他们的两边，各有一队步兵护卫。之后是随行人员同样招摇的皇太后……皇帝、太后经过时，列队道路旁边的士兵们下跪，举枪致敬。喇叭手不停吹奏各自乐器。虽然街道已被清场，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挤在行进路线的高处举手张望。这种情况在从前绝不允许出现。

之后是一系列的招待会。在理顺外国社团与清宫关系方面，康格夫人发挥了领先作用。1902年2月1日，在轿夫和中国骑兵护送下，外国使团的女眷和孩子，乘坐29乘绿色轿子前往紫禁城。换乘红色宫廷轿子后，由身穿黑袍的太监抬往宫殿门口。她们在那里面见慈禧太后和她的侄子光绪皇帝。康格夫人是那群人中唯一来过紫禁城的人。她担任了女眷的发言人，祝贺慈禧太后等人重返紫禁城，表示希望“令人悲伤的刺痛，将会消退”，希望未来大家的关系更加坦诚，更加可信，更加友好。致辞等活动后，慈禧太后双手紧握康格夫人的两手。如康格夫人写道：“太后被自己的感情所征服。当她可以控制嗓音时，她说：‘我很后悔，为以前发生的骚乱悲伤，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从今以后，中国要成为外国人的朋友……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朋友。’”讲话结束时，慈禧转向康格夫人，拉开她的手，随后从自己手指上撸下“一枚厚重、镶嵌一颗精美珍珠的金戒指”。她把戒指戴到康格夫人的手指上，又从自己的手腕上扒下几件手镯，一股脑戴到康格夫人的手腕上。

莎拉·康格与慈禧手挽手，接受老佛爷的个人珠宝，使她受到了尖锐批评。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是一名记者，为罗伯特·赫德爵士当了13年的私人秘书。他写过《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与同样不怎么有名的埃德蒙·巴克斯合著）一书，用充满污言秽语的文字，描述了大清帝国最后的日子。他在该书中称康格夫人是“一根筋”；对慈禧与公使夫人们的会面，也大唱反调。在给《泰晤士报》记者乔治·莫里森的一封信中，布兰德表达了自己的异议：

康格夫人念的稿子前言不搭后语，让人感觉像一头白痴、愚昧的蠢驴。女眷去紫禁城参加招待会理所当然。但是，她们理应表现得与自己代表的文明相匹配。就在前不久，中国的皇宫和政府，对那个文明给予了无情蔑视和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