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绘画的力量（第6/11页）

莫里森则认为，那次会见，“是清廷返回紫禁城后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事件”。

康格夫人成了慈禧太后的朋友。她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当时，那是美国主妇中十分流行的一个基督教教派，其领袖和创始人是记者玛丽·贝克·埃迪。与其他相识的传教士相比，康格夫人对中国人和他们的皇后显得更为宽容。她招待过宫女吃午餐，因此名声大噪。但是，一直让《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愤愤不平的是，康格夫人“与那位狠毒凶悍的老妇人慈禧太后相当亲密，还有一位美国人凯瑟琳小姐正在为她画像”。

实际上，正如康格夫人写给女儿劳拉的信中所言，她之所以想出为慈禧画像的主意，是因为“几个月以来，我对报纸刊登的不公平的讽刺插图感到愤慨，它们把太后陛下描绘得极其吓人”，而她“有一个日益强烈的愿望：应该让世界更多地看到她的真实面貌”。作为一个让许多传记作者为之着迷的女人，面对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入侵，慈禧太后还是做出了各种努力，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失败以后，她经历了来自洋人的太多羞辱。在外国传教士眼里，慈禧落后、独裁。在记者眼中，她低能、贪婪、堕落、邪恶。慈禧太后的形象，当然应该得到修正。

从内心讲，康格夫人是一位收藏家。她“收藏”人，收藏家具和中国艺术品。她自我评价道：“在中国，我是一名探索者，对中国（万物）感兴趣。我欣赏它们的美丽，进而希望对制造它们的人民有所了解。”参加生日、特别庆典等活动，意味着赠送礼品。但是，康格夫人写道，在媒体批评她接受慈禧太后赠送手镯和戒指后，“外国公使要求，不允许再向清宫女士送礼”。那些口诛笔伐似乎对慈禧没有任何影响。康格夫人写道，她们再次会面时，慈禧甚至把她拉到旁边，强塞给她一个小玉人，并悄悄地打个手势告诫：“别告诉别人。”慈禧赠送的其他宫廷礼物，还包括宫里喂养的两条狗：一条狮子狗叫“谢尔扎”，另一条京巴狗叫“虎子”，以及送给康格夫人孙女的礼物。

与美国驻欧洲首都的使领馆相比，1898年的北京并非吃香之地。中国人知道，北京的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它位于紫禁城的东南方，被玉河一分为二。外国人贬称那里是“皇宫的下水道”。伊莱扎·西德莫尔经常去看望在使馆工作的弟弟，据她描述：“使馆区的街道脏乱不堪，那里的漂亮花卉，被弄得仿佛在尘土中打过滚，脏臭令人心生厌恶。使馆门外的街道成了一个垃圾场，堆满了各种令人恶心的污物。”尽管如此，在使馆的高墙之内，外交官们占据着另外一个别样世界：

正式欧洲居民所住的区域被打理得相当漂亮。从喧闹街道突然走进美不胜收的公园和花园，走入那里居民的客厅、舞厅，可看到那些杰出人士如在欧洲一样生活，自娱自乐。那种景象展现出北京天壤地别的最大反差，令人称奇。

康格担任美国外交官之前，曾是一位银行家。但是康格个人并非富豪，夫妻二人的收入达不到支撑外交生涯的水准。在那些岁月，美国的外交使节职位被认为是一种荣誉，须就任者自掏腰包补贴工作。根据一项记录，与“驻外任满一届后肯定会获得升职和嘉奖”的欧洲专业外交官相比，康格公使“住的是拥挤的出租屋，报酬只有其他国家公使的四分之一。而且，他不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外交官。即便熟悉了外交工作，另一位总统当选时，他也一定会被请出外交队伍”。

义和团起义破坏美国公使馆时，康格公使也遭受了损失。公使的许多个人物品被破坏或抢劫。康格夫妇租用了寺庙三官庙作为新住处，很可能需要自己支付装修费用。然而，尽管丈夫的年薪只有区区13000美元，在北京的宫殿遭到掠夺后，康格夫人仍然收集了众多藏品，后来在北京宫殿遭洗劫时，这些藏品引发了争议（读者还记得，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赫伯特·斯奎尔斯及其优雅的夫人哈里特借机猎获了大量战利品。据《纽约时报》报道，那些东西装满了几节火车车厢）。

“我追求的不是数量，”康格夫人写道，“而是中国不同种类最佳制品的优秀代表作。”她痴迷于中国人穿戴的五彩缤纷的服饰。在其出版的信件中，有许多谈到了她与满族宫女的会面，描述了皇太后和宫女的穿着打扮。康格夫人是最早收集中国宫廷服饰的收藏家，尽管她还是挡住了诱惑，最终没有穿戴那些服饰。1903年，康格夫人给女儿写道：“最近，我得到了一些顶级藏品。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要得到它们，但不知道如何得手。中国的公主和夫人们协助我收集了她们漂亮的服饰，以及没有公开出售的其他东西。寻找宝物的朋友们给我拿来了许多东西，都是他们在未被涉足的地区深入探索的成果。他们将我带入了一个旁门左道，那里没有烦恼，时间已深深掩埋了它们的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