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1/23页）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四

我们中间的汉奸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可能不会被重建的。但直到8世纪，它是以拥有20万众多的人口而自豪的，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等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及瓷器。[117]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经常的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得到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国家的因素。[118]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联系。[119]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左右的成员说来，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说来，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说来，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