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10/23页）

在中间水平以下的、更为私人化的是真正的团练。尽管在战前很久他们已可能作为一种骨干组织而存在[99]，但是直至禁烟运动，他们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当时，一部分绅士被委登记本地人口以保卫地方、反对“汉奸”[100]。1841年3月，当大批人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拥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绅士协助维持秩序，注意情况。[101]实际上，有许多地方绅士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绅士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行动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800名志愿者。[102]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103]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104]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1/4。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那时，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105]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一战的乡勇们，激动而愤怒，正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06]

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十三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107]

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他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108]

最后是梁廷栋。他是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的地区的十二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109]

在这三名主要领袖之下，还有其他一些组织者，他们在三元里事件中指挥各自的部下。如陈棠、潘世荣、梁彩煐及钱江——关于钱江，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这个名字。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旗，一面黑旗，它是从三元里的佛庙中拿来的，是用以祛除邪魔的。[110]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特别的、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一些核心村庄怎么得到优先的地位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绅士起了这种组合作用。只有在那种水平的活动中，农村才能超越于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机构。通常，一名绅士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111]，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他们的旗隶属于他的帡幪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112]这样就从一个主要的团练扩展到其余那些组织较松散的“旗”。但是，绅士的领导而非农民的自发性才是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绅士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