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8/23页）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个熟悉广东问题的老手[73]，1836年5月17日上奏皇帝，小心地提出禁烟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蒂，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外流吗？那么，把伦理道德撇开，为什么不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只许以物易物呢？[74]

皇帝同意考虑这一建议，要求广东的高级官员上奏发表意见。7月，行商们热烈地支持许的建议。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谨慎地表示禁烟是不可行的。“例禁愈严，走私者伎俩愈巧”。代替禁烟的应是建立鸦片的专卖制度。在物物交换中得到的鸦片，应与其他商品一样上税，想贩卖鸦片的人必须从“户部”即海关监督处得到证书。[75]

就同广州的利益有关的角度说，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粤海关所得的搜刮份额将会更多，公行将会获得一笔很赚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它将减少广东的腐化现象。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论点：如果朝廷坚持严厉方针，这很可能行不通，而不合法的利益反会不断增加。

下一个月，1836年10月，道德主义者们回答了。有三个高级官员上奏。

朱嶟，礼部侍郎，他坦率地陈述，违反禁令不能成为取消禁令的理由。鸦片是罪恶，是“一种泛滥的毒药”，将毁坏“人民的道德与灵魂”[76]。

袁玉麟，江南道监察御史，警告说，如果鸦片合法化，那么人人都会吸食。现有的法律应当严格地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是许球，兵科给事中，他认为，代替鸦片合法化的唯一办法，不是贸易管理，也不是将内地种植者加以登记，而是对鸦片商，不论中外，都加以严厉的惩处。[77]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为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质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形态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商业利益的猜疑，重大的解决与有力的技术，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不消说，道光是站在道德主义者一边的。1836年底，他谕令邓总督“逮捕那些贩卖鸦片的内奸，那些从中安排交易的行商，那些运送鸦片的船户，那些接受贿赂的水师官兵”[78]。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建议作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决定：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79]就是这个建议促使道光向各地督抚征询意见。林则徐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和他在湖广禁止鸦片的成绩），引起了道光的注意。这一建议导致了林则徐被任为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受命禁止鸦片的吸食与售卖。

在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以前很久，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开始有力地反对鸦片贸易；但他本人曾向一位伙伴说，吸食鸦片已非常广泛，禁烟就像禁茶那样困难。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此后当林则徐开始禁止鸦片运动时，许多人都去接近他，要求他缓和一下钦差大臣的激烈态度。[80]但邓及时地、忠实地执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1839年1月，345名犯法者被逮捕。但并没有真正打算惩罚那些瘾君子们。[81]张歆保正确地指出，在林则徐指挥下，各种措施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云云是夸大其词的。[82]但张没有强调指出：打击并未从商人转向吸食者。而从禁售鸦片转变为禁吸食，却是黄爵滋那个著名奏折的核心。禁吸食，在禁烟三十九条章程中被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章程规定，在法律公布（1839年6月15日公布）18个月后，任何吸烟者都将被处以绞刑。[83]由于受有这些权力，林大臣在广东对瘾君子发起了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