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4/23页）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29]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枬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30]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大陆中国，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重地收藏着。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以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华南的问题来说，例如团练运动、太平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等，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以后发生的事。

二

广东的团练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31]

对中国人说来，三元里乡勇的行为并非新事物。自从公元6世纪实行府兵制以后，官方组织的乡勇就存在了。至少从16世纪早期开始，每当正规的防卫失败时，地方绅士就训练自己的非官方的民团。事实上，当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时的政治崩溃的一部分）时，绅士们的民团几乎就是保卫地方的正规形式。所以，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兵称为“勇”，地方上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二者在理论上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总是比“团练”更早出场。原因很简单，在正规军不足或作战不力时，他们是地方政府首先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真正的团练只是在危机持续之时，或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知名人士既有力量又有兴趣来领导他们时，他们才会上阵。[32]

广东省在潮州府（即后来的汕头周围）和东莞县（坐落在珠江东岸的虎门后面）所雇的“勇”，有其自己的特色。这些“勇”，是些半职业性的战士，是在宗族间和地区间的械斗中教养出来的。这个省份的较穷苦的家族中间发展了后来成为一种军事传统的东西。[33]除了“光棍”和惹是生非的人为了赚钱参加特殊部队作一名“勇”外，广东省在组织真正的地方团练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的经常性侵扰，早已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举例说来，1807年夏天，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34]沿海的村庄，而且比以往更加凶残。第二年，海盗又溯流而上蔓延到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末，紧邻澳门海边的新会也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是以后多次袭击的典型。村庄被烧、被抢，几百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掠走。[35]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由于卷入了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危机[36]，未能对海盗采取措施。直到1809年7月，朝廷军队才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与海盗在香山县沿海进行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溃，逃入香山县城，沿途抢掠。为此，引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当地一个名叫郑应元的进士为饥饿和肆行抢掠的军队提供口粮，并征集乡勇保卫海岸，防止士兵进村。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命令沿海各州县在官方控制下组织、训练乡勇。发给乡勇的武器，将在海盗被赶走之后由地方长官收回。[37]郑的首创行动和百龄的通告开始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至少有三个地区的自卫活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