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5/23页）

在香山县，李作元与知县恢复了保甲[38]登记，并且组织了团练。[39]

南海县，一个名叫周端佩的举人把几个有城墙的村子联合成一个军事同盟，并在大榄设立司令部。[40]

在南海县，又有陈观光——来自魁岗的教谕、举人，“招募勇士”，“部伍成军”[41]。

当时，分散的海盗都聚集在一个领导——声名狼藉的张保的旗帜下。这一较大的团伙现在虽有力量围攻三角洲的城市，但张保倾向于避开有强大防卫力量的香山、南海县，专注于那些军力差的县。1809年夏天，海盗们多次袭击了顺德、番禺的沿河富庶地区。但是，当地的农民自己武装起来，终于把张保赶下了海。过了一个月，海盗再次出现在人口较少的远在南岸下边的新宁县。从9月10日到10月8日，他们蹂躏这一地区——烧杀抢掠。然后，他们逆水而上至虎门以西，张带着三百条船侵掠顺德和番禺，后被乡勇赶走。

这是1809年最后的大规模袭击。海盗从未被扑灭。但是，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有效地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不过，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从未再发生过像1809年那样协调、那样充分的军事行动。

1838年，内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禁止鸦片贸易。广州遵照命令，逮捕了许多当地的购买者。但是，这只是使鸦片的分配系统转入另一种渠道。代替公开进口鸦片的是，买者或是在他们的船上雇佣并武装地方上的流氓，或是贿赂官方的巡逻船。[42]有一次省里的官员发现水师已经腐化，就革退了负责水上巡逻的低级军官，将这些船只直接置于地方文官的控制之下。当这种方法不能奏效时，林则徐和关天培甚至雇佣侦探，把他们秘密地安插在水手中间。但是，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43]

既然对官军还要发额外的钱，那么何必不招募雇佣兵呢？毕竟，广州周围的水上群集着许多疍户——船民的船。当然，他们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阶级，不得参加科举，不过，他们却是了不起的水手。当地人说他们是“陆上的歹徒，水中的真龙”[44]。于是， 1804年3月12日，林则徐上奏皇帝：

惟有以奸治奸^{[45]，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于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佣此等民人以为水勇。[46]}

林很快就招集了5千多名这样的“水勇”，每人每月6元钱，另外还发给6元安家费。这笔钱由公行[47]、当地的盐商和福潮的沙船商提供。如果我们对官方夸耀的这些疍户的作用相信其中1/10的话，那么，他们以后的战绩也确实值得称颂了。[48]

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冒险。它意味着武装成千上万的可能的捣乱者和造反者。但是这样做却很有效。而且，如北京所关心的，也很便宜。对于紧迫的军费不足的困难，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各省自行筹集防卫费用。这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已有许多先例。何况，这也正合道光皇帝的贪心。于是，1840年6月，在舟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