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未必通（第2/2页）

尤其要命的是，对于清政权而言，它在权威合法性还面临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问题。那就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彼此的异质性问题。清王朝是由满洲民族建立的一代王朝，作为被统治民族的汉族对这一异族王朝具有很深的潜在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使清政权在受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远比同族王朝政权的合法性更为脆弱。这也就是说，当统治民族在应付外力压迫方面出现过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屈辱时，异族统治者所犯的错误与失败，就更难为被统治者所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怀疑。庚子事变之后，清政权被革命派称为“洋人的朝廷”，这一论断并不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但却在青年一代的知识精英层中有广泛的支持者。以“革命排满”来追求国家富强的目标，已经构成了不断冲击清政府合法性的巨大政治思潮。这一点可以解释清政权的权威合法性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何以显得如此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新政的第三个问题，是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改革综合征”。

这种综合征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威地位在人们心目中的急剧下降，地方离心力的增强，变革时代所必然引发的人们行为的“失范”，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道德的全面沦丧、政治腐败、利益集团的凸显、财政危机、民间动乱、人们思想的前所未有的解放、对政府批评不断升级等等。这种改革综合征，一方面加重了原有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激起了民众与知识分子精英更加强烈变革政治制度的要求。

改革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由于西方列强历年对中国压迫与侵略，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条件和能力。

列强的侵略与压制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英、法、日、俄为代表的列强诸国，通过战争的方式战胜中国，迫使中国政府签定各种不平等条约，削弱了中国政府在对于发展至关重要的那些领域的决策自主权，特别是在对税收、关税与海关收入等重大财源上的控制。

2.列强的五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不断陷于战争与军事上的失败状态，国防的无力与虚弱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权权威，而这种权威本来是国家督导改革成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3.庚子事变以后，当清政府终于准备为拯救国家而努力大幅度改革之际，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却耗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所亟需的财源，使中国政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可以动员的财力资源几乎枯竭。这种情况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或向西方各国贷款，或加重民众的负担，从而又引起国人的怀疑和反感以及增强对外国的依赖，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虽然清政府在内外危机面前坚定地迈开了改革的步伐，但其前途并不被看好，似乎仍是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