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权威易手与秩序重建（第5/6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几乎所有重大对外妥协卖国条约都为李鸿章包揽了，就因为他是列强所注目的对象。外人曾言，虽然李鸿章有他的许多弱点，但在谈判上他是对我们有利的，他是最能给我们服务的，我们应当尽一切的努力重新树起他的威望。甲午战争中日谈判时，日本侮辱驱逐中国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而指名要李鸿章再往议和，就在于日本认为张、邵“不足担任出卖主权的责任”。鉴于袁世凯的才干和在山东时期对列强的友好表现，李鸿章死后，为了能使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以后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缺，列强事先大造舆论和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最终把袁世凯扶上了这一对列强在中国事务中有着重大影响的、权势显赫的职位。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取得了列强的公认。庚子事变后，为了保证在华利益，帝国主义列强大都企盼袁世凯能做他们利益的赞助人，并在不同程度上皆给袁以支持。这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原来，在镇压义和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结成联盟，在列强中逐渐取得了侵华的优势，尤其是日俄战后，它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开始确立，便以“保全主义”为幌子，以遂其蚕食，进而鲸吞中国的野心。它不仅极力把侵略势力渗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领域内，而且把北洋地区（包括东北和华北）视为侵占中国的前沿基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世纪初年，日本在华顾问教习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在直隶也一直多于其他省份。“1901年，中国聘用的26名日本人中，有13人是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在218名日本人中，直隶省占85人。至1908年4月，在550人中，有174人在直隶省工作。”[14]这些都与袁世凯在这一时期对日本的需要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扩编北洋军，和他举办的各项新政一样，主要依靠日本势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同年九月初七日（10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前来中国的军官发出特别训示，要这些人努力工作，在上层以实力培植侵日势力，并说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最有希望的事业。不仅如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袁世凯还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参照东西成法”，在直隶创办巡警。“北洋巡警学堂”以山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这些事实都说明，袁世凯集团在初期发展过程中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就是在日俄战争中主持“中立”和主持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谈判。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天，袁世凯就与日本前驻华公使青木和日本驻天津领事伊集院吉，就日俄关于争夺东北地区的战争问题，进行了秘密接洽。日俄战争前夕，袁世凯又上奏朝廷，说明“战端难免”，要求清廷“就我现在情形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15]。事实上，袁的所谓“中立”，不过是表面的现象，实际上是倒向日本。袁世凯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904年1月19日）给清廷的上奏中就暴露出了这一点。袁认为，“近日情形，日本已许我守局外，各国亦无异言。惟俄人阴鸷性成，未必肯许。纵使迫于各国公议，不得不许，而战在我境，处处得有借口，乘机挑衅，恐所不免。”[16]据坂西回忆，“日俄战争当中乃是日华亲善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其间，坂西为了使日军的军事行动得到方便，而仰仗袁的合作。”[17]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沙俄战败，与日本签订和约，公然将其在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及其一切支线并附属财产与煤矿等，私自让给日本。事后，清廷与日本政府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有关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清廷以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订约”，订立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有关附约。为了换取日本从东北撤兵，竟然承认了沙俄让给日本的各项侵略权益。风闻战前袁世凯密谴大员与日本军事长官订有密约，以事平后中日善后事宜互让为条件，“小村回国时日本人民屡有骚动，而吾国外交史上于是役尚为平安过渡，则言者所传不为无因也。”[18]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秋，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与外国列强的交涉中，鉴于他的前任由于“因循延宕，积为外人所厌”，他“乃以爽快出之，故使馆人大感佩”。日俄战争后，由于日本在我国东北侵略步伐加大，与美、俄矛盾日益尖锐，袁世凯一改过去亲日态度，决定联美德制日。他在外务部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企图订立中美德协定以对抗英日俄法对中国的侵略。袁世凯在新政期间的外交活动，赢得了列强的好感与信任，为列强在辛亥革命时期支持他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