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亡命生涯（第5/8页）

膺白在新加坡，应《国民日报》丘文绍先生之约，写过几次文章。其最长的一篇名“欧战的解剖观”，作于战事初起，署名“以太”，连载四日。他以海陆军力和物资，双方比较，断定德奥利于急战，先胜后败，英法利于持久，得最后胜利。当地政府曾有人向丘君问系何人手笔。原文今已不存，其事记于民八（一九一九）所作《战后之世界》一书中。

气候常年热，人情只拜金，我们在新加坡，形势大体明白，经营力有不逮，同样坐食而没有进步，开始另转念头。本来我们因在英在法朋友较多，入境亦易，已经打听过在彼生活程度，准备赴欧。我的同学丁庶为（绪贤）夫人陈允仪（淑），夫妇二人在伦敦，以丁君一人的留学公费供两个人的读书生活。允仪来信告我，吴稚晖先生全家在伦敦，每日只吃淡面包，每星期尝一次白塔油。我们闻而起敬，有意效尤。然其时李协和先生等一批在法国的人已经东返，到槟榔屿即函膺白相会，我们不可能再到欧洲。克强、晓垣、醉六（石陶钧）诸先生尚在美国费城，我们拿这生活标准向他们商量，函去而请他们电复。他们来电说，估计不足，而不甚远，欢迎前往。驻新加坡总领事胡仲巽（维贤）先生大胆给我们一张赴美护照。当年只有美国入境最难，必须要护照。我们名字可假，照相是真，膺白深恐连累胡君，再三请他考虑。他说不是帮我们回国，而是离国更远，可无干系。胡君乃馨吾（维德）先生之弟，其谊可感，这是我们亡命时惟一为护照而往访的国家驻外机关。膺白赴美的名义为新闻记者，观光巴拿马赛会。

从南洋到美国，我们不得不走回头路，而且要到日本搭乘太平洋航路的船。太平洋航路的船通常以香港或马尼拉为终点，要经过上海。我们因有通缉令不能在中国海上停留，所以要跳过上海的一段，先从新加坡坐小型短距离的船，到长崎换船。这次恰巧同船的有方韵松先生，他是由长崎来晤由法国归来之李协和先生的，他们是在江西时同事。我们上船时，彭凌霄、余维谦两位来送行，各人从口袋里摸出一页写有送行诗的笺纸来。当时患难中朋友，行者居者，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滋味，不但无国无家，连自己团体里少有可以谈志的人。彭先生的诗如下：

驿路明朝驶万千，白云深处水无边，劝君莫畏征途苦，重耳出奔十九年。

余先生的诗曰：

异乡送行人，行人还异乡，谁识此中苦？西风吹大荒，天池一掬水，为君作行觞，大醉三五日，一梦到扶桑。

彭先生是膺白同学中共认的好好先生，但有极坚强骨气。清末他们毕业回国，照例要入京朝见，然后授职。同班的人俱已到京，忽传彭君丁忧，后知他亲丧早满，报丁忧乃托故回避，宁可不要功名。他与膺白都是同盟会丈夫团同志，辛亥他在江西是第一个出来号召的人。在新加坡他一个人生活极苦，家眷在原籍，亲友避嫌，不敢公开照顾。二次革命后，膺白留在国内亲友家的书籍文件，凡有名字笔迹者，在所谓清乡时亦都毁去，报纸对失败者常尽揶揄之能事。一日彭君来吾家闲谈，这位向以浑厚见称的好好先生忽然愤慨说：“社会若如此没有公理，将来不嗜杀人者要杀人，不贪财者更贪财。”虽如此说，他后来回国始终未改其恬淡无争态度。

方韵松先生邀我们到长崎住在他家，他夫妇定要让自己房间给我们。他家租的一间宽畅店面，门口挂着“厚康两替屋”招牌，原系一家停业的兑换店，他们顶来掩护身份，家眷即住在楼上，倒是地板而非席地。我们作他家的客，亦避过了警厅注意。韵松先生之弟声洞，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我后来曾看见他夫妇——尤其是韵松嫂待这位烈士的一个儿子，爱护煦拂的神气，显然私的情感以外还有公的同情。我们与他家在一处时不多，这情形是常印在心头的。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二月，我们启程赴美之前夕，方家伉俪置酒送别，同座有柏烈武（文蔚）先生；柏家乃方家以外在长崎住家的亡命客。在这以前，我们曾到神户，遇见熊锦帆（克武）先生。柏烈武夫妇在长崎养鸡，冬天的海风将鸡棚吹倒，补苴辛苦，柏太太没有能来。几杯酒后，韵松先生硬要做“神仙诗”玩，我还是初次懂这规矩，是每人写一个字凑成的联句。起首的人写一个字，暗给下家看一看，下家以己意估量可联的一个字，把这个字照样暗给再下家一看。如此依次下去，每人只知上家的一个字，到五言或七言成句时，大家摊出手中纸条来看。我们那晚人数甚少，第一句后，容易猜出途径，闹不出笑话。酒量都还好，主人自己斟酒不停，嚷着“醉死他”，提笔将各人的字凑起来，喊“有意思”。当时这一桌少年，现在除了我，怕都已成古人。翻日记簿，还看见“相逢忽忽想当年，一醉今宵话旧缘”“天边风月好，海外客途难”等酒肠热泪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