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黄膺白先生家传（第2/4页）
洪宪称帝，由美返国，参与浙江加入护国军之举。事定，移家天津，读书著述。先后五年，不问南北政事，不与当道往还。最敬慕者严范孙先生修，屡从其请，为众演讲；常过从者张敬舆先生绍曾，因其介，多识北方思想开明之军人。民国七、八两年（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成《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及《战后之世界》两书，欲以世界新趋势新潮流启发国人，资为警惕。尤痛心疾首于内争，以为民国以来屡失自强之机，其因皆在于内争，“万恶之内争也”一语，在两书中不厌三致意焉。大战告终，赴欧美考察战后经济。华盛顿军缩会议及太平洋会议初发起，在美草华会发起之内容及其趋势一篇。政府电聘为赴美代表团顾问。兹行见战后各国经济凋敝情形；美国不批准《凡尔赛和约》情形；以及中日关系之愈不可解，将成为世界问题情形；欲大声疾呼，促国人之觉悟而无从，乃再度置身实际政治，期以非常机缘，促进统一。入张绍曾先生内阁为外交总长，颜惠庆先生等两内阁为教育总长。并应蔡元培先生之约，为北京大学学生军讲军制学；应范源廉先生之约，在师范大学史地研究系授国际政治；应冯玉祥先生之约，为其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军之役，破北洋军阀递嬗专政之势，结清室残余未了之局，使革命势力骤伸于北方；发难者冯玉祥先生，而先生实以孤身当枢纽之任。方国民军自古北口班师之日，先生正在教育部总长任，先以密电致冯先生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得复电谓“来电遍示同人，众意佥同，准于某日班师”。盖事机取决于先生，以在京稔知内外形势故；临时始宣示于福斯，以必须严守上下秘密故，皆冯先生所预约也。先生当日迎之于高丽营，夜半席地改草国民军通电。嗣以内阁摄政。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以故宫为博物院。下整饬风纪严肃官规之令。西南革命同志，相率北来。气象之盛，仿佛民元。而军人有拥戴段祺瑞出任执政之举，中山先生旋又病殁故都，遂辞本兼各职，移家天津。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国民革命军自两广进抵武汉，总司令蒋公邀商进行大计，以沪上为中国经济重心，属先往密为布置。京沪底定，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蒋公为实现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大上海计划，令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再辞不获。受命自拟特别市组织条例，起草者初定为市长集权制，先生以上海密迩首都，政治性多于地方性，市长或将视中央政局以为进退，非各局分权，无以固基础而利建设，决改为各局分权制。多级而总揽，夙为先生对政制主张，特别市组织无先例，盖试寓其义于此矣。规模初具，而蒋公以事去职，遂同时引退。迨蒋公再起，受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十七年（一九二八）五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由苏入鲁，蒋公电约至徐州会谈。抵埠而蒋公以军事前行。次日，济南下，遂晤蒋公于济南。日军滋事，致酿五三惨案，民情奋激。先生以北伐正在中途，统一功亏一篑，力主迅速制止当地乱事，绕道完成北伐，忍小愤以就大谋，使蓄意酿乱者寻衅不成。事毕引咎辞职，于事实是非毁誉，不以一言自见。挈眷入莫干山，颜所居曰白云山馆；出则竹杖芒鞋，入则左图右史，常经岁不下山。自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九三一），屡辞征召。于国事有所献替，则以书交便友转递，尽意而止，不问去取。尝自以孩提失怙，赖社会扶植，始克读书受业，矢以受之社会者报之社会，斥资在山麓庾村，筹设乡村义务学校，曰莫干小学，为改进附近农村之先着。时统一甫告成功，而内战又起。战事激烈，甚于曩昔，乃于事定之始，作祈祷和平一文，同日遍登上海各报为社论，胪举国力耗于内争，建设因以停顿，同类相残，胜亦不武之义，期朝野之觉悟，事在十九年（一九三〇）冬。共产军久踞江西，而日本少壮军人亟于思逞，密请中央注意东三省大吏，勿使逗留关内，生后顾之忧，事在二十年春。
九一八沈阳变起，继之以凇沪之战、长城之战。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准备未成，屡战不利；诉之国际联盟，则空言制裁，益触野心者之忌。反侧之徒，习于政争，不明大义，群集平津。伪组织之酝酿，甚嚣尘上。政府不得已，定安内而后攘外之策；事实必须有暂时之缓和，乃于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五月，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北平、青岛两特别市，以先生为委员长。受命之日，日军迫通州，距北平数十里。爱先生者劝由南京绕道南昌，与蒋公面商机宜，然后北上，则不出一星期，平津运命已决，而责不在先生。先生以既经受命，华北存亡，在于一身，义无返顾，星夜北行。五月十七日抵平。时先生离平已八年，人事既尽变更，日本人中亦无旧识者。十八、十九两日，日机时在平空示威。二十日晨正欲设法与日本某武官会晤，适其时一青年枪伤日兵营哨兵，会晤事遂中变，日队长且携武装卫兵直冲新华门责问。新华门者旧总统府，时军分会何部长应钦驻其中居仁堂，先生居其中丰泽园。是日晚十一时，平市长报告本晚有便衣队暴动消息，乃辗转传卫戍司令部妥为防止。二十一日，在军分会开军事会议，各路总指挥长官咸集，会商良久，只能以各尽最后之努力为结论。日方复以《辛丑条约》为名，向北平东交民巷增兵。傍晚，东北两战线均告急。大势岌岌，众彷徨将弃而去之矣。正焦虑谋万一之挽救，晚十一时接行政院电令：除不承认伪满洲国外，其他条件，皆可磋商。先生再至军分会，遇黄季宽先生绍竑，乃告以亟须与日人谈判，未返前请勿离去，即只身出与日方折冲。至二十二日天明，始拟就《塘沽协定》草案，晨六时返寓，以谈判经过告诸同人。乃亲拟电呈政府核示。一日一夜，仅得在书房小塌假寐片刻耳。五月三十一日，政府派员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日军撤至长城线。逾月，亦云至平，见先生形容枯藁，颜色憔悴，爱国者望治过切，不谅环境；掣肘者乘间中伤，正气难伸。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谋我者野心未已，更无论矣。每接应终日，至中夜尚须阅案牍，将日间重要交涉，自草电文呈政府。惧其力不能久支，劝曰：“此行冒险而来，为国家故，忍辱负重；今烽火既熄，曷飘然辞去，以后事付之后人，还我山居，塞悠悠者之口。”先生谓：“停战岂得已事？华北艰险未艾也。昔时腹地，今为边疆，一不慎，随处燎原，自首都南迁，平津久为北方霸权出入所，中央政令难及，嗣今治权之内属、地方之整理、人心之振起、生计之培养，皆救国急务，欲免政府北顾之忧，必尽力至告一段落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