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43/49页）

春天来了，在杨柳轻飘艳阳高照的一天，慈禧打扮得格外艳丽：粉色绣花衬衣，外面套着绣着金丝凤凰的孔雀绿的绸褂，褂上的凤凰被绣得飘然欲飞，凤凰的口里还衔着精细的珍珠一串。慈禧手指间夹着一条绣了牡丹的金黄色湘绣手绢，踩着盆鞋，一摆一摆地走出来了。她今天要宴请各国驻华公使的夫人们，她们是：美国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国参赞韦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的夫人及其女儿，日本公使尤吉德的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尔密夫人，法国参赞坎利夫人和法国武官的夫人，英国头等参赞瑟生夫人，德国公使夫人以及海关外国官吏的夫人们。慈禧对外国夫人们各式各样的服装感到惊讶，说她们的衣服没一件合身的，说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国的衣裳比旗人的衣裳好看。公使夫人们宣读了对帝国皇太后的“颂词”，和慈禧“握手”，谈话，然后吃饭。吃饭时，“有鼓乐一班，奏欧洲曲调”。慈禧又对外国妇女的脚、皮肤和眼睛发了言，说原来听说西洋妇女的脚很大，走起路来扑通扑通的，很可笑，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不过西洋妇女的皮肤很白，但是“两目间则有白毛被之，尔固以为美否？”至于眼睛，颜色多样倒是不难看，可是“惟睛做绿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忆彼猫眼也。”宴会结束后，看戏。

宫中今天供奉的戏码戏是《玉堂春》。那个叫做苏三的美丽女子在皇宫金碧辉煌的舞台的映衬下，显得愈加楚楚动人。太后微笑着，因为这些戏子还算懂事，开戏前太后临时改的戏词现在就按太后的意思唱上了。光绪皇帝照例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看见苏三戴着罪人的枷链走上台来时，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安。史书记载：“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6页。）

洋人们对中国戏里的男人扮演女人感到很不习惯，但很快令她们惊喜的御膳房制作的小点心端上来了。太监们个个鬼鬼祟祟的，一到宫里唱戏的时候他们便显得很忙，在戏场上走来走去——陪同看戏的帝国大员们因为宫里不许吸鸦片而坚持不住，但又绝对不能在皇帝和太后面前失礼，于是向太监们买泡过鸦片的茶水，一杯茶100两银子。

月亮飘荡在夜空的浮云上。明月照耀着帝国阔大的宫殿、参天的古树、逶迤的城墙，照耀着它美丽的山河。

整个世界都为中国人于苦难之后迅速复苏的能力感到震惊。以致洋人们得出了“中国人伟大的生命力与尚未开化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不是一回事”的结论：游牧阶段的中亚人、尚处于渔猎阶段的东南亚雅克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原始生命力来自发达的肌肉和身体各个器官容忍恶劣环境的能力。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些原始民族一旦遭到异族入侵，其生命力便显示出极端的脆弱。他们能用弓箭来抵抗登陆者，但他们抵挡不住入侵的“白人携带的正常的细菌”。“在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欧洲人传染给未开化大陆上的疾病，很快就能把土著人扫除干净，这些疾病所发挥的作用比他们的火枪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因为没有对近代文明社会产生的新病菌的免疫能力而死亡。只有中国人，他们在异族的入侵面前不但没有死亡并且活得很好的根本原因是，中华帝国的文明的诞生比任何入侵者都早，而且早了千百年。“在高度农业化的国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携带者，臭水沟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处是适宜蚊子孳生的稻田。”当中国那位名叫李时珍的著名医生到处给中国人治病的时候，很多广泛流行于中国城乡的病症入侵者们恐怕还没听说过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病”能让中国人倒下去，中国人特殊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使外国人感到吃惊又羡慕：人们饮用运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种轻微的小麻烦。麻疹和猩红热是普遍的疾病，中国人忍受高烧的能力使他们往往从死亡的边缘又走了回来。一个外国医生匆忙地乘船去给一位难产的中国妇女接生时，等他到达的时候看见那个妇女已经开始捕鱼了，而婴儿就被放在船板一角的竹筐里。中国人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忍受外科手术的痛苦：“一个中国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划开，乡村医生把肠子连同细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内并且把肚皮缝合起来，结果这个中国人很快就康复了。”外国医生一致认为，“中国人的身体中有一种特殊的、比外国人优越的东西，这种东西总能帮助中国人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洋人们于是认为：“一种特殊的种族生命力在这个种族所长期经受的严酷生活中形成，与我们北欧祖先所经历的历史阶段相比，中国人经历的这种阶段的时间更长。这与其说是提高了这个种族的体能，不如说培养了他们受伤之后复原的能力和适应一切生活环境的能力。”（（美）Ｅ.Ａ.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