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汉儒评秦（第2/5页）

第二点：大臣失语。

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帝国的上层政权中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智者，也不是没有能够匡正秦始皇过失的大臣，只是忠臣们已经患了集体失语症（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

第三点：不施仁义。

贾谊在《过秦论》中非常肯定地谈到了大秦帝国灭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他从儒家立场出发，点到了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一个死穴。

贾谊非常明确地指出：秦国在兼并天下之时表现得非常强大，在取得天下之后不施仁义，攻取天下与掌管天下之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大秦帝国由强大而变得非常脆弱！仁义之政是谓德政。秦始皇不行仁政是大秦帝国的一大失策。

第四点：民心尽失！

《过秦论》通过秦取天下时的强大与失天下时的弱小相对比，发现秦失天下的症结在于人心尽失。由于秦的暴政苛法，“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天下百姓人人自危，所以，陈胜一呼，万夫响应。如果民心稳定，“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

贾谊对大秦帝国速亡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呢？

第一，关于“三主失误”。贾谊认为秦始皇对大秦帝国的速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秦二世是沿袭秦始皇的错误不加悔改，秦王子婴是孤立无奈。

应当说，这个分析是恰当的。

我们看看掌权时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从二十二岁亲政到五十岁病故，实际执政长达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仅仅三年；秦王子婴继位仅四十六天。单单从时间上看，对于大秦帝国的速亡，秦始皇绝对难辞其咎。秦二世在位虽只有三年，但是，这三年大秦帝国政治极度混乱，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到秦王子婴继位，秦始皇的儿女全部被杀，重臣能臣全部被剪灭，秦国无人可用，无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撑残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项羽。所以，真正失误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婴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因此，贾谊对秦始皇、秦二世的问责是有道理的。对子婴，贾谊并未苛责，看法也极有见地。由于秦始皇负有主要责任，所以，讨论大秦帝国的速亡实际上就是对秦始皇的评价。

第二，关于“大臣失语”。贾谊认为，大臣失语是大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看法点到了命门上。不过，贾谊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讲透，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为什么“大臣失语”关乎国家要害？因为它关系到帝国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

秦始皇个人犯错误并不要紧，如果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会有一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给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综观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个帝国败政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劝谏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种，皇帝罪己。这一种方法最为不易，当皇帝者必须痛切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而且有认错改过的决心（至少能装装样子）。汉武帝就是下“罪己诏”改变治国过失的皇帝。汉武帝即位之后，发动了长达四十年的对匈奴的作战，造成了天下人口锐减、财力匮乏的严重局面，整个社会都处于动荡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危急时刻，汉武帝当机立断，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与民休息，大大缓和了严重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第二，大臣劝谏成功。这种情况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调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大臣的劝谏。后代帝王还设置专门的谏官言官，负责对皇帝的施政进行劝谏。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终身制。老皇帝总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小车不倒只管推；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终止。皇帝易人有三种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宫廷政变，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这三点都不容易。

先说皇帝死亡。皇帝死亡不是一厢情愿的事，生命的代谢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尽早过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好以另一种办法，人为地除掉他。这就是政变！

政变具有极大的风险，而且，即使政变成功谁也无法保证继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后一招就是通过易代易帝。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种模式：一是自下而上的民变，或者称之为农民起义；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军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王朝，赵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都是易代易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