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尼韦勒的进攻（第5/8页）

不仅鲁登道夫和德军高层指挥官诅咒这类的想法，德国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也表示反对。这些团体包括：普鲁士容克贵族、德国工业资本家、保守派、中偏右的政党，这些团体反对一切需要他们交出手中已有权力的改革。这些团体在公众中并不缺少支持，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能说服德国普通公民接受他们的一个观点，停战协议必须赔偿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停战协议还必须增加德国的安全保证，比如，允许德国吞并比利时的列日。在德国，疯狂的战争宣传不允许有和平谈判，其他交战国也有类似情况。战争宣传灌输给德国公众几个信念：协约国引发战争，企图毁灭德国；协约国因从事战争而违反了国际法；协约国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那些相信这些宣传的人来说，他们绝不相信德国能接受一个不对侵略者进行惩罚的和平协议，他们要求德国有权再次发动攻击。

贝特曼–霍尔威格头脑比较冷静。他常改变主意，喜欢搞折中，他的朋友和敌人都被他激怒了，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信念，德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平谈判。他认为德国应该进行宪法改革，或者说是要民主化，只有民主化才能提高国家的整体士气。他在4月份公开支持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所有政治权利都归属于有财产的阶层。贝特曼知道，战争使这些安排变得难以维持，因为人民再也不愿容忍那些有财产的阶层。然而，他的改革建议非但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却增加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敌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变得更加肯定他是一个披着官僚外衣的激进分子，必须把他清除掉。德皇是一个喜欢闲聊的人，说话越来越没有确定性，他基本上同意贝特曼的观点。由于他坚持不替换贝特曼，保守派越来越蔑视他的存在，他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

法国遇到的问题比德国要严重多了，相比之下，德国的问题几乎是琐碎的小事。尼韦勒进攻失败后，法军内部出现公开叛变，涉及叛变的人数之多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这些人拒绝执行命令，侮辱甚至杀伤军官，有的还逃跑了。部队拥挤在巴黎周围，秩序极度混乱。法国有关兵变的档案到2017年才能开封，但是根据目前知道的情况判断，法国共和国在兵变最高峰期险些崩溃。在兵变发生后6周里，西线的法军一半部队处于瘫痪状态，一名军官称之为“一种极端怀疑倾向，一支没有信念的军队”。法国政府的说法较委婉，把兵变描绘成一个“集体无纪律”问题。

除了极少数例外，法军兵变的本质不是革命的冲动，其目标不是推翻政府，也不是停止战争。实际上，士兵在做自发的罢工，士兵用这种方式表明不愿继续生活在难以容忍的条件下，拒绝无目的的死亡。所以，法军兵变的危险性是可以有效地平息的，方法是采取实际措施尽量使士兵们理解困苦的合理性，尽量降低困苦的程度使士兵们能容忍。与俄国不同，法国有条件进行必要的改革。法国的有利条件是：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物资、足够的钱、能力较强的政府。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德国对法军兵变一无所知，也就无法利用这次兵变危机。如果德军能在兵变处于高峰期时反动攻击，德军便能轻松地攻入巴黎。在德国发力前，贝当开始履行法军总司令官的职责。贝当给协约国带来福气。

贝当一上台立刻采取有力的措施，就像他1916年在凡尔登一样。他表现出精准的判断力，一方面，他不进行过度镇压，避免刺激士兵萌生更强烈的抵抗情绪；另一方面，他不允许部队陷入更严重的无意识状态。首先，他重新整肃纪律。数千兵变魁首被逮捕，接受审讯。大约5000人被判死刑，但实际上只有数百人被执行死刑（真实数目有待档案开封）。许多人被送进监狱，还有许多人被送到法国殖民地。那些回到军队的士兵发现他们必须遵守纪律还有传统的军纪，未见任何折中妥协。

同时，贝当开始着手解决触发兵变的错误。他说：“不要忘记，那些兵变者与我们一起在战壕里已经忍受了3年，他们是我们的士兵。”他答应满足士兵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好一些的食物、从前线退下后能有好一些的居住条件、申请休假要公平、停止既浪费大量生命又毫无意义的进攻。后来，他都兑现了这些承诺。贝当本人在危机期间亲自访问了90个师，站在汽车上向士兵们喊话，耐心聆听问题和抱怨，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他是一个真正关心法国士兵生活的将军，这个名声给了他巨大的优势。

贝当扭转了危机。在危机最紧急的时候，5月底6月初，每天都有十几次的骚乱。有人开始谈论政治革命，迫使战争结束。但是，到7月中旬时，兵变行为基本消失了。贝当言行如一：不仅数万士兵离开战场去度假，而且沿路上获得优惠待遇，帮助他们尽快回到家中。不仅修建供前线退下士兵休息的设施，而且把这些设施设置在远离敌方大炮轰击的地方。贝当无法立刻兑现绝不再发动疯狂浪费士兵生命的进攻的诺言，但是他努力告诉士兵进攻的理由，士兵们似乎开始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