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尼韦勒的进攻（第6/8页）

即使兵变危机过去了，法军的状态也未恢复到正常水平，还是无法展开大型进攻。德军在经历了阿拉斯和舍曼代达姆战役后，也处于较虚弱的状态；大部分俄国军队处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土耳其、意大利只能在各自的阵地虚弱地摇摆。各国都面临崩溃的危险，但危险程度各不相同，有的是可能，有的似乎就在眼前。

英国的情况与其他交战国都不相同，似乎离灾难还有一段距离。德国的潜艇战正处于高潮期，给英国带来极大困难，仅在4月份就有84万吨货物被击沉，潜艇战的策划人员认为，每月必须再多击沉三分之一的货物才能制伏英国。但是，英国似乎找到了解决方案。5月初，一支从直布罗陀出发，由驱逐舰护航的商船队，安全抵达英格兰。英国海军上将们一直不愿为商船护航，这需要队列中的舰船都以最慢的速度航行，因为这违反他们的直觉。但是，劳合·乔治一看到初步的护航结果，坚决要求继续护航，他决不许德国潜艇有机会实现其目的。英国经历的动荡，不是政治方面的，而是劳资方面的。工人们罢工，他们要求涨工资，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社会主义分子抗议，他们要求和平。但是，这些动荡与发生在俄国、奥地利、德国的动荡截然不同。英国远征军在阿拉斯遭受严重损失，但比法国遭受的损失要小多了。

英国和英国军队似乎很有福气。

但是，那福气马上就要消失了。

背景：战争和诗歌

人们常说，历史剧变改变一切。这句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说是千真万确的。大战确实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永久地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方式。大战就像是一个黑洞，使得大战后的世界与大战前的世界隔离开来。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在他杰出的研究著作《幻想中的战争》中写道：“1914年至1918年间的事件给现代英国历史带来最重要、非常广泛的文化变异。”为了理解这种变异的本质，只需要观察战争期间的文学，观察文学如何奇异地停止，接着好像死去一般，然后又重新开始，文学的新起点此时已经出现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平面上。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在英国如此，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发生着。

战争开始后，人们的写作欲望随之爆发。那个时代没有广播和电视，诗歌对数百万计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在1914年8月期间，每家报纸每天都能收到数百首诗歌投稿。这些诗歌大都出自非职业作者之手，但主题都非常高尚：伟大的十字军出征、伟大的理想、战死的勇士的英雄主义。如果诗歌作者提交的作品没有表现出战争的高尚之处，报社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刊登，这种情况在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俄国都一样。

许多文学界的名人参与到为战争而写作之中，其中英国作家有：詹姆士·巴里（James Barrie）、阿诺德·本涅特班尼特（Arnold Bennett）、罗伯特·布里季（Robert Bridges）、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亨利·莱特·哈葛德（H. Rider Haggar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约翰·梅斯菲尔（John Masefield）、亚瑟·皮尼洛（Arthur Pinero）、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阿斯奎斯政府邀请这些作家用笔告诉整个国家为什么要打仗，以及为什么要光荣地拥抱面前的死亡。协约国报纸上有关德国兵在比利时暴行的文章刺痛了德国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一起签名发表了祖国正义理想宣言。有100多位著名人物签字的宣言上写着：致文明世界。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这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在这群兴高采烈的作家中，他写道：“这是一次净化运动，是一次解放，它给我们以巨大的希望。德意志的灵魂，本质上就是与和平主义的文明理念相对立的。看看今天社会的腐败，难道和平不就是其中原因之一吗？”

在这充满了爱国情绪的语言洪流中出现了一些侧流。小说家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从大战开始就表现出绝望的情绪，他是美国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家。大战还没结束，他就死了。死前，他加入了英国籍。他称大战为“血腥的黑色深渊”。他认为大战让一切失去意义，他所热爱的欧洲和欧洲文明将毁灭于这场战争，他自己的作品也将在战争中毁灭。与亨利·詹姆士相对立的是像曼恩那样的作家，这些作家把战争写成一种上帝的赐予，是一种能烧掉衰败文化中腐烂部分的净化之火。

年轻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把战争看作英勇的、美丽的、有净化力的。他陷入对战死沙场的沉思之中，发现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