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尼韦勒的进攻（第7/8页）

如果我战死了，请你这样记住我：

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

是我永恒的英格兰。那里

富饶的泥土下掩埋一粒更富饶的尘埃；

那尘埃生长在英格兰，英格兰给了他灵感，

一生只有一次把鲜花送给漫步中的爱人，

他有英格兰的身体，呼吸着英国的空气，

家乡的河水冲洗着他，祖国的阳光赐予他幸福。

他那颗心在思考，所有邪恶都逃窜，

在那永恒的思维中，他守恒着

英格兰给予的感情；

爱人的音容笑貌；梦想着和她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知心朋友的大笑；在英国的天空下，

人们的温存和内心安宁。

这样的艺术实在是有点儿甜蜜过度，但是英国读者在1914年都跟莎士比亚一样。布鲁克写完这首诗几个月后死了。他是在加里波利兵舰上被带着传染性疾病的蚊子叮咬患血液中毒症后死亡。他的“外国旷野的偏僻角落”是爱琴海上的斯科勒斯岛。

虽然战争拖延着分不出胜负，但是诗歌里高尚的情怀却丝毫没有减弱。不过，诗歌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变成空话，像是在卸载疲惫的、与现实无关的陈词滥调，诗歌变成没有意义的韵文。出版物上开始出现一些根本不可信、根本不表达战壕里士兵的感受，甚至连士兵家人的感情也根本没有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文学人士变得沉默，就好像在承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了。那些还继续维持大战开始时心态的作者开始遭遇前线士兵的怨恨。一名叫罗兰·莱顿（Roland Leighton）的步兵军官，接到未婚妻寄来的布鲁克的诗集，他回信的口气完全出乎未婚妻的意料。

“有人认为战争是光荣的黄金，有人喜欢宣讲训词来祈求光荣、赞美、勇猛、爱国，这些人确实称得上热心肠，但是他们的信仰是异常空洞的，”他写道，“让他看看浸透着鲜血的一叠叠破布盖着的半个脑壳、胫骨、肋骨，或者看看那具旁边的骨架，骨架的姿势还是停留在跌倒时的半蜷缩的样子，用一只手臂支撑着身体，这姿势很完美，但是却没有了头颅，那骨架仍然披着褴褛的衣服；让他意识到那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是如何从青春、快乐、生命之中提炼出一大堆恶臭的腐败物的。谁在场、听说了、看到了这些，他才有资格说胜利可以弥补所有的死亡。”

莱顿很快也死了。他在即将回家度假娶妻前几个小时，死在阵地上（他的未婚妻维拉·布瑞顿后来写了一本书《青春的遗嘱》，此后多次印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

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力处于瘫痪状态，原因是已经形成的、公认的描绘现实的手法——比如，浪漫的勇士做出令人惊奇的壮举，又比如，荣誉、义务、光荣——不能符合西线的现实，每一个试图使两者符合的努力只能产生垃圾一样的作品。文字死了，因为文字变得虚伪、不稳定。类似的情况在视觉艺术、小说、戏剧中也有发生；画家、小说家、剧本作家是严肃的，似乎不知道如何继续创作。不太严肃的作者继续把大战描绘成中世纪马上枪术比赛，但是，他们创作出的一切都是生下来就已死的作品，与现实毫无相关的作品，甚至是卑鄙的作品。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参加一个音乐会后写道：“爱国情绪是如此令人厌恶，让我几乎呕吐。”

但是，慢慢地，痛苦的心灵开始寻觅缓释的途径。最终，新的声音出现了，出现了实事求是的新诗歌和新绘画——新作品对丑陋的事物给予新的丑陋描述。新作品只能出自那些去过战场的人。德国艺术家奥托·迪克斯（Otto Dix）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曾在1914年成为志愿兵，他希望战争能给他带来伟大的经历。他曾参加过香巴尼战役、索姆河战役，也同俄国人打过仗，这些经历改变了他和他的艺术，而且是一种深深的、永久的改变。“虱子、老鼠、带刺铁丝网、跳蚤、炮弹、炸弹、地下窑洞、尸体、血、酒、田鼠、大炮、污秽、子弹、迫击炮、火、钢：战争是这些东西，”他写道，“魔鬼把它们制造出来。”他活了下来。他将余生都用于在画布上描绘自己的恐怖和幻灭。许多人印刷出版了类似的作品——诗人最先开始，后来小说家也参加进来。有些人至今还很知名，比如，英国的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齐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德国的埃里希·玛丽·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法国的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

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一名年轻的教师，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915年入伍，负伤三次后被诊断为炮弹休克症，被送到苏格兰的一家医院。他在那里碰见萨松。萨松的官阶是上尉，来自一个有地产的贵族家庭，曾因为作战英勇而被授勋，后来，他宣布不想再打仗了，英军并没有把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送他进了医院。欧文把自己写的早期作品给萨松看。萨松认为欧文的作品显得太常规了，要求他写出他实际经历过的和实际感受到的。下面是欧文最著名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