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10/23页）

自1944年春天开始，希姆莱通过瑞典方面，小心放出求和的试探风声，西克斯博士多次赴瑞典便为执行那项任务。就连希姆莱都开始怀疑德国不可能战胜，向来讲求实际的西克斯更心知肚明。他在“七月密谋”前后对特罗特，甚至对蜜丝的态度判若两人，很可能是因为他老谋深算，希望战争结束时，能够利用这两个人与盟军阵营的关系。西克斯的亲信之一蒙克博士便作证指出，西克斯曾命令他和另一位党卫军高官施米茨博士，草拟一封致希姆莱的信，建议某些外交部遭到逮捕的官员（指特罗特及海夫腾）虽然罪行重大，但明智的做法或许不该予以处决，应将其收押，作为来日与盟军协商的筹码。据称希姆莱本人赞同这个做法，但当他上呈希特勒时，后者暴跳如雷，大吼道：“外交部最坏，应该把里面所有的人统统吊死！”

午餐吃到一半，保罗·梅特涅从阿德隆旅馆打电话来。他选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柏林，把我吓坏了。但他实在太替这里的朋友们担心；他说他没有告诉塔蒂阿娜他来这里，假装是为了处理捷克另一片产业的问题赶赴布拉格。又告诉我希奥尔希奥·奇尼又来了。我很高兴有保罗陪伴，但这个时候待在柏林实在太危险了！

稍后，去阿德隆和保罗及希奥尔希奥见面。奥托·俾斯麦和罗玛莉·舍恩贝格也在那里。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这次玩笑又开过火了，见到保罗时，她老远从旅馆前厅的另一头大叫道：“你也是密谋者之一吗，保罗？怎么一张苦瓜脸？”现在向来口无遮拦的她和托尼·绍尔马，成了我们的“麻烦鬼”。兵变隔天，托尼在街上遇见另一位军官，竟然自我介绍说他是“施陶芬贝格”！

奥托很快便带着希奥尔希奥返回弗利德利斯鲁。罗玛莉趁着保罗在和别人说话的当儿，把我拉到角落里，告诉我这两天她的经历。

戈特弗里德在被盖世太保带走之前，抓住机会告诉她，施陶芬贝格用剩的炸药被他藏在波茨坦官邸的保险箱里，并把钥匙塞给她。她立刻搭送牛奶的火车，赶在戈特弗里德与警卫之前抵达官邸，取出两个包裹——她说两个包裹都跟鞋盒差不多大，外面包着报纸——推出一辆自行车，把其中一个包裹小心放在龙头上，骑进无忧宫公园内，途中撞上一位送货男孩，跌下车来，包裹也掉了。为了怕引起爆炸（她对炸药当然一无所知），还很勇敢地扑在包裹上，但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最后她把包裹丢在公园里的一个池塘里，但包裹不断浮出水面，她不断用树枝往下按。后来在绝望之余，只得把包裹捞出水面，埋在一丛树后面。正打算骑自行车离开时，抬头一看，赫然见到一个男人站在池塘后面看她。他看了多久？会不会去告密？她像一阵风似地骑回官邸。但这时已紧张过度，没办法再如法炮制处理另一个包裹，只得把它埋在花园里的一个花床下面。俾斯麦家的女仆安娜帮着她埋，一副完全不好奇的样子。罗玛莉很可能因此救了戈特弗里德一命，因为几个小时后第一批警察就来了，对整栋房子做了地毯式的搜查。

虽然，罗玛莉有时候狂热得近乎危险，但我的确佩服她的勇气和机智。

保罗到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吃过点心后，坚持要去波茨坦一趟，让梅勒妮和戈特弗里德知道朋友们一定会支持到底。我们很晚才抵达，只有奥托和罗玛莉在家。我们坐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搭最后一班火车回城。一路上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好几次趁火车进站走到月台上呕吐，保罗极有耐性地陪在旁边。或许是我的身体终于开始对这几天紧张的情绪起了反应。

保罗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他一如往常，沉静且讲求实际。他说得没错，现在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我们爱莫能助。兵变既然失败，所有涉案的人当然必须付出代价。这样反而给了纳粹一个大好机会，除去他们向来最痛恨又畏惧的人。

保罗现在总是随身带根手杖，那是他祖先梅特涅首相留下来的遗物。但保罗并不习惯用手杖，所以时常被绊倒。那根手杖看起来很轻，外面包着一层木质，其实是用铁做的，非常沉重，若掉到地上，就跟发射手枪一样响。我第一次听到时吓得跳了起来。保罗说若必要，他会用它。

另外一名参与密谋的关键人物崔斯考少将在兵变失败后自杀。死前留言：“我们都没有权利抱怨，无论是谁，参与了反抗活动就等于已破釜沉舟。然而一个男人真正的价值，正决定于他是否随时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牺牲。”

8月1日，星期二

保罗·梅特涅今早离开。现在他已知道一切，催促我赶快请医生建议的病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和家人相聚。由于听说初次审判要等到三个星期后才开庭，我决定听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