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9/23页）

反纳粹多年的瓦格纳将军因提供施陶芬贝格逃离拉斯滕堡的飞机，绝不可能脱罪，便于7月23日举枪自尽。

7月28日，星期五

今早去美容院烫发。

戈培尔宣布将“全面参战”，意味着关闭所有“不必要”的商店，全民动员，显然希望借此征召所有成年人口，断绝人民在后方推翻政府的可能性。本来编制整齐的后备部队，因受到这次案件的牵连，现在司令官已换成希姆莱；部队内不再行传统军礼，改为伸出右臂，喊叫：“希特勒万岁！”这令每个人都气愤填膺；实施这一连串疯狂的法令已到了荒谬的地步。

目前仍没有人知道前后备部队司令弗罗姆将军的消息。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说密谋者并不信任他，因为他从未明确表示愿意加入，所以兵变一开始便逮捕他，把他锁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内，班德勒街指挥部由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接管。

结果警备部队（该单位负责所有政府机关的守卫工作）里的一位指挥官雷默少校把他放了出来。行动之前，他们本来打算将雷默支开，海尔多夫曾经这么提议过，但军队里的密谋者却没有听从他的警告。其实雷默一开始似乎也有意加入，后来戈培尔召见了他，并且安排他直接和希特勒通电话。

吃过中餐后，戈特弗里德和罗玛莉·舍恩贝格开车来道别，他们将前往波美拉尼亚，希望一个星期后能够回来；他们又试着说服我一起去。这两个人处境都极危险，却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托尼·绍尔马已回他在西里西亚的家。所有好朋友都离城了，只有我还留在这里；但我必须留在柏林城内。

弗罗姆将军并没有因为在兵变当天临阵退缩而得到任何好处。隔天他遭到逮捕，被囚禁长达数月，受到各种酷刑，最后于1945年3月处决。

7月29日，星期六

亚当·特罗特的处境悬宕不决。很多人都做了努力，现在只能静观其变。我会想办法去普菲尔家过周末。

早上办公室的电话铃响，原来是罗玛莉·舍恩贝格。“你在哪里？”“阿德隆。我跟梅勒妮（俾斯麦）住在这里，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吃惊吧？是不是很棒？”这只代表一件事：戈特弗里德·俾斯麦还是被捕了！我说我会在午餐时间赶到。到了阿德隆旅馆后，看见戈特弗里德的长兄奥托，他昨夜刚从弗利德利斯鲁城堡赶来。他们正打算回波茨坦。梅勒妮虽然脸色惨白，却很镇定，决心不计任何代价也要把戈特弗里德救出来。她说她试着跟所有人联络，奥托则试图联络戈林。后来罗玛莉告诉我经过情形：昨天出城时，戈特弗里德的车子拋锚，他们转搭火车，先到赖因费尔特城堡，凌晨3点才刚吃完晚餐，三名盖世太保便走进来逮捕了戈特弗里德，同时还搜索了整座城堡。他们给他时间联络梅勒妮，然后直接载他回柏林。梅勒妮对我说，有人警告她格斯多夫家已受到监视，电话亦遭窃听。她求我别再和珀西·弗雷见面，我答应她至少绝不会再带他去格斯多夫家。

下午刚从里斯本回来的罗拉·沃尔夫走进办公室。她即将临盆，特别赶回德国生产。她看起来简直像从外星球回来的：新衣服、精神饱满又整洁。这里发生的变化令她瞠目结舌；结婚前她曾替法官里克特工作，那时塔蒂阿娜和路易莎·维尔切克都还没结婚，兰曹还在这里工作。哎，恍如隔世！

到动物园车站和珀西·弗雷及提诺·索达提会面，他们开车载我去距离柏林一个小时车程的普菲尔家，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乔吉·帕彭海姆已经先到了。

曼斯菲德　7月30日，星期日

一谈起7月20日的事件，C.C.普菲尔就变得特别谨慎。我提起某一个细节，他一副震惊的表情，我立刻改变话题。不知事前他是否已有所闻；就算他知道，我也不觉得惊讶，因为他在军事情报局工作，那里有很多人参与密谋。不过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难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下午珀西·弗雷开车载一些人去布科夫的霍斯特曼家，但我留在家里，什么人都不想见。

柏林　7月31日，星期一

回来上班后发现办公室一片混乱。戈培尔最近宣布“全面参战”殃及全国，我们情报司必须交出百分之六十的职员，男人上前线，女人进军需品工厂。伊迪丝·佩法尔、厄施·冯·德·格勒本和罗玛莉·舍恩贝格都被解职，我被留下；令人有点纳闷，因为支援我做照片档案的最后一批技术人员、摄影都已离开了。

其实我也注意到，自从亚当·特罗特被逮捕后，西克斯博士对我关爱有加，有时候甚至让我想跟他谈亚当的事，可是法官里克特求我千万不可以松口，因为西克斯其实非常愤怒。他表示亚当被捕，连累了整个外交部。他从来没有公开提过亚当的名字，只在一次会议里宣布说：“我们司里有两匹害群之马！”指的当然就是亚当和海夫腾。他大概觉得至少应该公开表态一次吧，其他时候则绝口不提。亚当的名牌到现在还挂在他办公室门上，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是保证他仍活着的一个象征。我害怕名牌被拆掉的那天终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