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6页）

杭嘉平摇摇手说：“你几年不在家，你这个儿子可是生出大脾气来了。他苦连我都敢造反，我看也不见得就会理睬你的了。他从前除了相信我，就是相信得茶。现在我是不相信了——”

“得茶他也不相信了。”嘉和轻轻叹了口气，“两兄弟碰到一起就吵架，喉咙还是得放响。”

“这有什么奇怪。你看你儿子，刚才把我批斗的。”嘉平用手指指他头上的一个紫血包。杭汉心都拎了起来，抽了口凉气说：“他打的？”

“谁晓得是谁打的，反正是他带来的人打的，说我是红茶派，红茶是专门给帝修反喝的。我心里想，真要批判红茶派，还不是得先从你爹批判起。那年是你跟我谈了国内红茶出口的情况，我才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个提案的。”

“这话怎么说呢，扩大红茶生产还是吴觉农提出来的，莫不是他这个当过农业部副部长的人也是红茶派，也要挨批斗了？”

“当过部长算什么，吴老现在还是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比他厉害的人，还不是名字上都打叉叉了？”

杭汉就更不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运动，但他非常清楚什么是红茶派。1950年12月，得放的母亲在杭州家中分娩生得放的时候，他正在杭州参加全国各地茶叶技术干部集训。开学第二天，吴觉农先生的报告，内容是关于中国与全世界红茶生产趋势。正是在这次报告中，杭汉知道了国外红茶的市场。当时的需求量是二十四万担，而我们的实际生产只有十四至十五万担。杭汉还清楚地记得吴先生的原话：至于国外市场上的需要，特别是苏联红绿茶的消费，红茶要占75％至80％，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如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等都需要红茶，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需要的也是红茶。杭汉记录下这些国家的名字时，一点也不曾想过，把苏联和美国放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正是那次回家之后，家人告诉他，蕉风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他和同样兴奋的父亲跑到了产房门口，在等候新生命出生的那个空隙里他们也没停止对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探讨，谈到锡兰这个国家还没有我们浙江省大，但我们中国的红茶生产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占全部茶叶需要的90％。正在这时，婴儿出生了，孩子那张小老头一般的红脸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刚过天命之年的杭嘉平激动地说：“中国人民得解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得茶，就叫他得放吧。”

今天，就是这个得放，把苏联、美国和他杭嘉平一锅端了。他不但封了他的门，还让人在他的大脑门上砸出了一个包。他们祖孙两个一向亲密无间啊。就像杭汉一点不理解那个陌生的营业员为什么那么恨他一样，杭嘉平也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孙子会这么恨他——嘉平突然激动起来，仿佛忘记了儿子刚刚从非洲回来，盯着儿子，又盯着哥哥，问：“这句话只有今朝夜里蹲在门角落里问你们了，这是为什么？啊，这样弄，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的声音忍不住又要响了起来，嘉和站了起来，用手压一压，说：“轻一点，轻一点，要熬得过去，要熬得过去……”

杭家这四个男人，同时蹲了下去，谁都不再说话，却就着天光，捞起那些半死不活的金鱼来了。

杭得放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批斗爷爷杭嘉平的。他并没有什么批斗目标，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必须行动了！必须批斗了！必须造反了！

前不久杭得放与堂哥得茶交换过对运动的看法之后，的确是打定了主意，暂时看一看，不以眼下的得失论成败。他自信这场运动不会只给孙华正之流一个舞台。他应该学一学得茶，应该沉得住气。然而他太年轻了，世事太瞬息万变了，造反太突然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革命太伟大了，大出了一切年轻人的梦想。一夜之间，全班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战斗队，干部子弟跟着董渡江去了，工农子弟跟着孙华正去了，黑五类子弟灰溜溜地回家陪斗去了。一小撮中间的红不红灰不灰的子弟们，自己集成一个小堆，一边有心无心地说着话，一边脸上挤出一种讨好的笑容，朝各个阵营里探头探脑。得放刚刚走进教室，他们中的一个就焦急地拉住他的胳膊，说：“杭得放，他们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办？”

得放打量了一下他们，心想，我就落到了这个地步，落到了非得在“中间”安营扎寨的境地？他放眼望一望革命格局，发现果然没有一个人要理他，他就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英雄末路之感。但他还不甘心，要作最后的斗争。他环顾周围，知道孙华正根本不可能要他，眼看着只有那飒爽英姿的董渡江还有些缝隙可钻。他就朝她那公社妇女主任般健壮的背影走去。他屈尊挤进董渡江的队伍要说话，可是别人不听，别人用一种陌生的目光审视着他。董渡江一张一合着她那辽阔的大板牙，严肃地问：“你家里的问题搞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