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16/21页）

“可他原本是出于情谊，出于一片好心才请了假，陪我出来旅行，”医生沮丧地想道，“可是，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了。看上去他善良、宽厚、快活，其实无聊得很。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就有这样的人，他们说的都是聪明话和漂亮话，可是让人觉得他们愚蠢至极。”

随后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一直推说自己病了，一直不愿离开旅馆。他脸朝里躺在长沙发上，有时朋友与他闲谈、为他解闷，他便苦恼不堪；有时朋友外出，他才得以休息片刻。他后悔自己不该出门旅行，埋怨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放肆。他有心去思考一些严肃而高尚的课题，但说什么也办不到。

“正如伊凡·德米特里说的，这是现实生活在折磨我了。”他心想，气恼自己的小心眼儿，“不过，这无非只是庸人自扰……我回家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

在彼得堡情况也一样：他成天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只是要喝啤酒时才站起来。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老是催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恳求他，“您一个人去吧，让我回家！求您了！”

“无论如何都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座无比迷人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那种坚持己见的性格，只好勉强地跟着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照样足不出户，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照样壮壮实实，精力充沛，欢天喜地，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览观光，寻亲访友，好几次他彻夜未归。有一回，不知他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蓬头乱发。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要紧的是名誉！”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壮的语调说：

“是的，要紧的是名誉！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该死的巴比伦[49]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了朋友。那一位依然羞愧难当、愤恨得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全是骗子！奥地利密探们！”

当两位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已经是十一月，满街满巷已积了深深的雪。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腾出医院的寓所。他称之为自己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了一间厢房里。

城里流传着医院新的流言蜚语，传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事务长好像向她下跪求饶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提心吊胆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完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没领会医生所说的话的意思，慌乱地说，“我问的是您总共有多少存款？”

“我不是说过了吗？八十六个卢布……此外再没有钱了。”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向来认为医生为人诚实、高尚，但一直怀疑他手里少说也有两万积蓄。现在才知道安德烈·叶菲梅奇已成了乞丐，生活无着，不知怎的他忽然抱住了自己的朋友，号啕大哭起来。

十五

安德烈·叶菲梅奇搬到小市民别洛娃家的一栋有三扇窗的小房子里。房子只有三间屋，另有一个厨房。其中有两个房间窗子临街，由医生租用，达留什卡、女房东和她的三个孩子便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女主人的相好来过夜，这个汉子喝得醉醺醺的，整夜吵闹，吓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胆战心惊。他一来就坐到厨房里，要酒喝，大家都感到很别扭。医生可怜三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把他们带进自己房里，让他们睡在地板上，他感到莫大的快慰。

他照例八点钟起床，喝过茶便坐下来阅读旧的书报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也许是环境变了，总之读书再也引不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使他厌倦了。为了不虚度光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这件机械的琐碎工作他倒觉得比读书更有意思，让他乐在其中，不再多去思索，时间反而因此过得很快。他甚至到厨房里坐下，帮达留什卡削土豆，在麦粒中捡小石子，他干起来也兴趣盎然。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必定去教堂。他在墙根儿站住，眯着眼睛，听唱诗班唱诗，想想父亲，想想母亲，想想大学生活和宗教信仰，倒也心境恬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他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