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4/7页）

外面下着雨，谁也不到外面去，谁也不会注意我们这个黑暗的角落。柳德米拉非常害怕“被人碰见”。

“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吗？”她小声地问道。

我懂得，也同样害怕“被人碰见”。我们躲在那里一连好几个小时，说东道西，有时我讲外婆讲过的故事，柳德米拉则讲熊河90哥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哎哟，那边真棒！”她感叹道，“这里有啥呀？只有贫民窟……”

我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熊河去看一看。

不久，我们便不需要到澡堂的更衣室去了。柳德米拉的母亲在毛皮匠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一早就要去上班，她妹妹上小学，哥哥在瓷砖厂做工。一到阴雨天，我就到小姑娘家去帮她做饭，打扫房间、厨房。她笑着说：

“我和你在一起，像夫妻一样，只是分开睡觉。我们甚至生活得比他们更好，人家的丈夫还不愿意帮助妻子干活呢……”

我有钱的时候，就去买一些糖果来，我们一起喝茶，然后把烧过茶的茶炊搁在凉水里浸凉，这样爱唠叨的柳德米拉的妈妈就不知道我们烧过茶了。有时候外婆也到我们这里来，她坐着织花边或刺绣，讲各种非常好听的故事；有时候外公进城去了，柳德米拉就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便可以无忧无虑地大吃大喝一顿。

外婆说：

“啊哟，我们生活得多好啊！自己挣的钱——干啥都可以！”

她赞扬了我们的友谊。

“小男孩跟小姑娘交朋友，这是好事情，只是不要胡闹……”

她用最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说什么叫“胡闹”。她说得很美很高尚，使我很好地懂得，含苞待放的花朵是不可以去碰的，否则这花就不会放香，也不会结果了。

柳德米拉的父亲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美男子，卷头发，留一撮小胡子，尤其是他的两道浓眉，抖动起来神气十足；此人出奇的沉默，我不记得他对孩子们说过一句话；爱抚孩子时，他也像哑巴一样只是哼一哼，甚至打老婆时也不出声。

每逢节假日的晚上，他便穿上蓝色衬衫，绒布裤子和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背上一架大手风琴。他把手风琴的皮带挂在肩上，在大门口停下来，活像一个站岗的士兵。这时大门口的“游艺晚会”就开始了：姑娘们、妇女们就像一群鸭子似的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她们都看着叶夫谢延科，有的从眉毛缝里偷偷地看，有的则公然地、贪婪地看，叶夫谢延科却站在那儿，噘着下嘴唇，瞪着黑眼睛，用挑选的目光看着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无言的眉目传情中，在那种一见到男人就无法自持的女人的轻佻举动中，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东西，好像每个女人，只要男人命令式地向她眨眨眼睛，她就会驯服得像死人一样躺倒在肮脏的大街上。

“山羊出来了，不要脸的家伙！”柳德米拉的母亲骂道。

她又高又瘦，脸很长很脏，害过伤寒病之后，头发剪得很短，活像一把用旧了的扫帚。

柳德米拉和她坐在一起。她竭力想把母亲的注意力从大街上引开，便老是向她问这问那，但却徒劳无益。

“别烦人啦，真讨厌，倒霉的小残废！”母亲嘟囔道，不安地眨着眼睛。她那双蒙古人的窄眼睛奇怪地闪着亮光并停滞不动了，好像是碰到了什么事，紧盯住不放。

“妈妈，你不要生气，生气也没用。”柳德米拉说，“你瞧，那位蒲席店的老板娘打扮得多么漂亮呀！”

“我要是没有你们三个孩子的话，打扮起来比她还要漂亮，你们都把我啃光了，吃光了。”母亲残忍地好像流着眼泪地回答说，两眼死盯着那个又肥又高大的蒲席店的寡妇。

她活像一座小房子：凸出的乳房好像是台阶，那张用绿头巾掩盖着的脸则像玻璃上反映着太阳时的天窗。

叶夫谢延科把手风琴搭在胸前，演奏着。手风琴上有许多琴键，它们的声音不可抗拒地传送到四面八方去。孩子们从各条街道聚集过来，拜倒在演奏者的脚下，屏息不动地坐在沙地上，心醉神迷。

“等着吧，人们会拧下你的脑袋的。”叶夫谢延科太太对丈夫说。

叶夫谢延科斜视着自己的老婆，没有出声。

蒲席店老板娘像石头一样坐在离赫雷斯特小店不远的板凳上，脑袋歪在肩上，脸发红。

墓地后面的田野上空，晚霞红光闪耀，街道像河流一样，浮动着其打扮得亮丽而高大的身影。孩子们疾风似的在旋转，暖和的空气亲切而又令人陶醉，整天被照晒的沙土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气味，特别可以闻到那种屠宰场的甜腻腻的油脂味——血腥味。从毛皮匠们居住的那些院子吹来一股又咸又难闻的皮革味。女人们的说话声，男人们的酒后狂言，孩子们的尖叫声，手风琴的鸣奏声——这一切融成了一种沉厚的喧嚣，一种不断地创造万物的大地发出的沉重的叹息。一切都是粗野的，赤裸裸的，却也暗示出一种巨大而又坚定的感情：相信这是一种黑暗的生活，无耻的动物式的生活，它在吹嘘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却又苦闷而紧张地寻求发泄这些力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