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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不过他付不起租金,就用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放出一种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也当过歌剧团合唱队的演员,她对歌曲很内行,有时由于感动,泪水便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其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再用肮脏的手帕拭擦她的手指。
“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喝完茶后普列特尼约夫就睡觉了,我则出去找活干,直至很晚才回来。这时普列特尼约夫又要到印刷所去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就分给他一半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沿着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小巷闲逛,看看我的这些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像是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酸臭刺鼻的气味,到处都有驱不散的仇恨的阴影。从早到晚都吵闹不安,缝纫机的响声轧轧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中了酒毒的半疯癫的艺人有腔有调地背诵独白,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却又难于解答的问题:
“大家都这样活着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秃顶的周围长着红头发,颧骨很高,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很细,嘴巴却很大,一口马牙齿;为了这牙齿,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饿肚子的青年中间胡扯乱吹。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官司已经三年了。他见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成为要饭的乞丐,过三年乞讨的生活,然后我再用打官司赢来的钱财全部还给他们,并问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