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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甫列伊诺夫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上,常常聚集着许多中学生玩击木游戏241,其中有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皮肤有点儿黑,青蓝色的头发像日本人,脸上有许多小黑斑,像是抹上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那么快活,玩得很灵巧,谈话也很俏皮,好像全身长满了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就像所有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些天生的资源过日子,再不想去努力和发展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音乐鉴赏力,喜欢音乐,能像艺术家一样弹一手古斯理琴、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肯进一步地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不过他那又皱又破的衬衣、布满补丁的裤子、磨穿了孔的破皮鞋跟他的豪勇的性格,跟他那结实身体的灵活动作和粗犷作风,倒是很相配的。
他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刚刚爬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新鲜、很愉快,使他感到分外高兴,他简直就像花炮似的从地上直蹿起来。
他听到我的生活如此困难和险恶,便建议我和他一起住,并劝我准备到农村去当教师。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又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也许有多少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它好像是那些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生活抛弃了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普列特尼约夫住在通往阁楼去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一张床,走廊尽头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三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有两个房间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患肺痨病的数学家,个子很高,很瘦,样子有点可怕,全身长满红黄色的硬毛,用肮脏的破布勉强遮住身体,透过破布的窟窿露出可怕的青紫色的皮肤和肋骨的骨架子。
他好像仅仅是靠吃自己的指甲活着,把手指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并不断地发出喑哑闷人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不过出于怜悯,又悄悄地在他的门边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把一包包东西捡起来,带进屋里,像一匹疲惫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倘若妓女们忘记了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带来礼物时,他就打开房门,嘶哑地朝走廊喊叫:
“面包!”
在他那陷进了黑眼窝里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躁狂者的傲气。偶尔有个小罗锅来看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在肥大的鼻子上架一副深度眼镜,头发灰白,在他那阉割派242教徒的黄脸上现出一种奸笑。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几个钟头坐着不说话,奇怪地缄默着。只有一次,在深夜里,数学家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
“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这是鸟笼,对!是耗子笼,对!是监狱!”
小罗锅嗤嗤地尖声笑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吼起来:
“见你的鬼去!滚蛋!”
当他的客人被赶到走廊里,气呼呼地一面尖叫着,一面用宽大的斗篷盖在身上的时候,变得非常凶狠的高个子数学家站在门槛上,用手指抓住自己头上蓬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道:
“欧几里得243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使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房间里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后我打听到,原来这个人想从数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个印刷所里当夜间校对员,一夜的工资是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来不及挣到钱,我们一天就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二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工,必须读书,我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费劲,尤其是那些语法,其反常、偏狭、死板的格式使我大伤脑筋。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劳动生活中的俏皮而又灵活的俄语嵌进这些格式里去。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我来说,学这些东西“太早了”,即便是我考取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教师的职位——因为我的年纪还小。
我和普列特尼约夫睡同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清早被一夜的校对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脸色变得更黑、两眼红肿地回来时,我就立即跑到小饭馆去提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便在窗口旁边坐下来,就着茶水吃面包。古利常给我讲些报纸上的新闻,读一读那个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写的打油诗。我对古利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感到很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旧花衣服和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的态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