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第4/15页）

“停工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他立即遭到愤怒的抗议：

“我看谁敢停！”

这些半裸着身体的人冒着瓢泼大雨和烈风一直在干活，没有歇息，直至下午两点钟把全部货物搬完。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认识到，人间的大地充满何等强大的力量。

后来我们回到轮船上，大家都像醉汉似的倒下睡着了。轮船抵达喀山时，人们就像一股灰色的沙流，涌上沙岸，去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里，小偷巴什金走过来，打量了我一眼，问道：

“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我很高兴地对他讲了劳动的事情。他听完后，叹息了一声，轻蔑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不如——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扭摆着身体，像鱼一样，在密密麻麻的酒桌中间溜走了。他的身后，搬运工人正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屋角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猥亵的小调：

哎咦，这是在半夜三更——

老爷家的太太到花园里去寻欢——哎咦！

十多个声音震耳欲聋地吼起来，许多人用手掌敲打着桌子：

更夫巡逻来了，

他看见——太太正躺在……

哈哈的大笑声、口哨声、雷鸣般的说话声，大家都没脸没皮地胡说八道，说些人世间少有的粗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捷连科夫。他的铺子隐蔽在一条贫穷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在堆满垃圾的沟壑上面。

捷连科夫一只胳膊残疾，面容和善，留着浅色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家里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和孤本。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要借用这些书。

捷连科夫的小铺子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矮房子里，与银币兑换商阉割派教徒的房子相连。小铺子的门通向大房间，大房间只靠一扇朝院子开的窗户送来微弱的亮光。大房间过去是窄小的厨房，厨房后面，在矮房子与大房间之间的阴暗走廊的拐角处，隐藏着一个包房，那个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里。图书室里的书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的，钉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248、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249，还有《沙皇即饥饿》250《狡猾的圈套》251——所有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坏了。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