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第6/15页）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