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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