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第17/23页）

他们不声不响地转回广场。马蒂尼兹先生看见他们打算进咖啡馆，于是就在旅馆正门的大树下摆了张木桌子，然后朝他们挥挥手，示意他们过来坐，接着给他们端了两杯搁了柠檬片的矿泉水。他俩在桌边坐了下来，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入别人注视的目光。村子里那几幢零星的房子现已窗门紧闭，但隔窗有眼。有一两次，一个农民或做工的经过他们身边，向他们问了声好。这些人不亢不卑，矜持寡言，和杰弗里印象中的一模一样。这就是他四处找寻的东西：它们存在于马蒂尼兹先生含蓄的责备之中（虽然如此，此时的他却在厨房吩咐厨师按照客人的口味而不是村民们的口味准备饭菜）；存在于窗后或站或坐并未露面的女子身上；存在于清晨在喷泉边打水的男人们身上。

但是，他俩坐在那儿，无遮无拦，感觉如同受刑。

周遭是如此的贫穷破落，就连他俩身上的衣服——虽然在他们的国家是再寻常不过的东西——到了这里都成了众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她的手袋——以前她一直对它不予重视，现在却忍不住拿眼瞧着这个放在粗糙木桌上的闪闪发光的精品——很可能要花去当地人一个月的收入。这是她在伊斯坦布尔那家酒店商场买的，为了犒劳自己。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都不是关键所在，因为她清楚，经过他们身边的和在窗后注视他们的，没有一个人对他们的衣服、手袋、鞋子说三道四，真正让他们骨鲠在喉的是她和杰弗里，他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无所事事却能想怎么玩乐就怎么玩乐，整天悠游自在地四处闲逛，关系不清不楚却毫不介意。

这里离海边城市不过五十英里之遥；但在那里，他们，他们这样子却成了常态。所有的人，至少是所有的游客，都是自己开车，或坐巴士、轮船、飞机、火车，乃至徒步穿行于不同国家，大老远的从这个洲到那个洲，就为了听场音乐会甚至到哪个饭店吃顿饭，可以随意交友、恋爱和做爱，简直令这里的村民难以想象。

他俩就坐在那里，一个是凯特·布朗，四十五岁，四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的妻子，此时这位医生很可能正在会上宣讲神经系统的某个疑难问题；另一个是杰弗里，几乎可以肯定明年这个时候，他已在华盛顿舅舅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虽不甚开心但也尽职尽责。这对“情侣”坐在那儿，看不出有任何情感纠葛，等到他俩回望这段旅程，就会发现“爱情”是其中分量最小的成分。这个地方近百年来，没有一个女子或姑娘享受过这样的自由。包法利夫人将依然憧憬他们的奢侈；而男人们，像马蒂尼兹先生的弟弟，在曼彻斯特做过服务生，就会知晓，大城市那种极其复杂的做派和道德观不宜引入此地。但是，这里的男人多为农民，整天跟土地打交道。他们种麦磨面；种油橄榄，半卖半留；种西红柿。像祖辈一样，在富裕贵族的庄园干活，而那些贵族一年多半在马德里或海边别墅逍遥度日，所付酬劳令这里的村民个个瘦弱干瘪。

正午十二点，阳光渗透树叶，像块网眼织品，悬在他们头顶，于是他们退回旅馆，这时杰弗里突然昏倒在地。她和马蒂尼兹先生再一次把他扶到楼上床上躺好。

杰弗里又不知人事了，茫然的目光，又惊又恼：你们凭什么要我神采奕奕？它们质问道，看着房顶、墙壁、窗户这个阻挡光线的方框，以及马蒂尼兹先生。他再次大汗淋漓。马蒂尼兹先生一脸歉意地翻了翻年轻人的眼睑：里面黄黄的，然后无声地指了指白色床单上的黄手臂。他摇了摇头，随后一路小跑地到楼下给医生的姑姑打电话。

医生的姑姑说，医生会定期给她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到时她会告诉他，有个美国小伙子发烧了，流了很多汗，眼睛和皮肤都变黄了。马蒂尼兹先生说，她认为他得的是黄热病：她在南美有个亲戚，就是得这个病死的。他耸了耸肩：当然，那个好心女人的话不必放在心上。

她回到楼上，发现杰弗里已经彻底垮了。他软塌塌地仰面躺着，没有一点儿力气。她拿起他的手臂，他的手臂却“啪嗒”一声滑到床上，看上去好像身上的骨头已经松了或缩小了，眼睛半睁半闭，像死尸一样。但她却对自己频频说（当然是不出声的，就像对孩子或那些选择与世俗责任保持一定距离的人们一样）：“是呀，他也没办法，这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做个律师，要么当个浪子，此外他别无选择，肯定是这个理由，不然他不会躺在这里，发着高烧，皮肤蜡黄——但他没有生病，不像得了霍乱或出了麻疹的人那样，是身体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