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第18/23页）

可是毫无疑问，杰弗里病了，的的确确得了病，但是假如他只是个西班牙帮工，或耕种几分薄田的农民，不做事就意味着饿肚子，看他生不生病。当然，她绝对不会当面对他说这些气话，不会的，即使她按捺不住这种想法，希望他回到美国老家慢慢度过这场精神危机，这当然是……至于她呢，因为马蒂尼兹先生不在附近，她冲着自己嘟囔了一句粗话，她来这里是为了解决生理需要。她就是奔这个来的——身体和肉欲的欢愉：希望身边能有人跟她说说笑笑。她摁了摁杰弗里的额头，然后扶他起来喝水。

旅馆餐厅有个穿制服的肥胖男子，腰间别着把枪。他穿的是军装，枪口对着食物，餐厅的那位姑娘为他端了一份肉羹凉汤、冷肉、色拉和面包。

凯特回房看见杰弗里还是老样子，和她离开时一模一样，于是又喂了他几口水，然后瘫倒在床睡着了。她昏睡了很久，仿佛在聆听什么听不见的东西；心里的老师想让她明白什么，可是她太过愚钝，拐不过弯来。她梦见那只海豹，或者说她刚才梦见了它，因为她感觉得到海豹沉重的身体。它身上仍然潮潮的，她泼在它身上的水还没干。她的身后是一轮阴郁的太阳，低低地垂在天幕，缓缓下沉，划过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地平线。这轮太阳并不大，没有一点儿热量，所有的一切都日渐灰暗；她好似在永远寒意料峭的黄昏，不停地走啊走。

第二天早上阳光撤离屋子的时候，好像在杰弗里的肌肤上留下了一抹颜色。她找到马蒂尼兹先生，问他能不能再联系一下医生。但是那位姑姑没有接电话：原来早上这个时候，她都在修道院的教堂帮忙。巧的是，凯特和马蒂尼兹先生站在窗边商量怎么办的当口，一辆卡车驶入广场停了下来。那是辆破旧的福特车，司机正从喷泉汲水灌散热器。就在这时候，一匹马拉着一种类似马车的东西走进广场，这种马车肯定在西班牙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马儿渴坏了，直奔喷泉找水喝，而卡车司机就把空油桶放在马鼻子上接水。

马蒂尼兹先生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他跑出去与卡车司机商量了一会儿，然后回来告诉她，那个人——是个修路工——答应把杰弗里送到修道院看病，就是他们得动作快一点儿。

凯特和马蒂尼兹先生想给病人穿上衣服，病人倒是很听话，可是手脚又重又沉，他俩只好放弃，随便找了条毯子把光溜溜的他裹紧。他们抬着裹得像茧似的杰弗里下楼，将他放到高高的卡车车厢内。马蒂尼兹先生跟车过去，因为那儿的修女只会说西班牙语。他忘了“黄疸病”怎么用法语说，就称之为“黄色的病”——这只是外行人的诊断，修道院将接手处理。

卡车猛地冲出广场，杰弗里像个伤员，有气无力地坐在旅馆老板和修路工之间。

此时已是早上十点。

晚上五点，马蒂尼兹先生回来了，带回消息说修女们愿意照顾杰弗里，然后以凯特的名义给修道院打了个电话，被告知杰弗里在睡觉，她们认为他病得不轻，但得等医生从阿里卡特过来，遇到重病号他会出诊的。

凯特决定走路到修道院，虽然在那儿她帮不上一点儿忙。她以前从未注意到街边这条小路：这是条小巷子，或者说胡同，算不上街道，破破烂烂，两侧民房挨民房，一间房住着一户人家。房子前门开在小巷一侧，后门开在另一侧。大门洞开，每间屋里都有个头儿不等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年龄可能和凯特差不多，或者小一点儿，但看起来像老妇似的。还有许多老年人，坐在胡同椅子上，身边是孩子和山羊。这里看不到中年或年轻男子：他们都在外干活。凯特笑容满面地走在小街上，觉得羞愧万分，又找不到任何理由排遣自己的羞愧之情。每隔一小会儿她就对自己念叨，要是在五十英里外的海边，芸芸众生中自己压根儿不起眼，像她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的确，在这个月，数以百万计——她只是洋洋道德大观中的一小分子。可是，她的办法根本不管用。那些可怜女子的微笑和招呼声，她们身上的破烂黑衫，成群结队的小孩，以及那死寂的、毫无生气的、从骨子里透出的贫穷，都在大声控诉她，控诉她这个穿着入时白裙、留着深红色时髦发型（虽然头发分际处现出一缕花白头发）、身挎时尚女包、手脚白皙细腻养护精心的女子。

她走到巷子尽头，这条巷子总共百来码远，来到一片种植油橄榄的乱石坡，那儿有一条马车道——今天早上，那辆卡车就是从这儿颠簸前行——她回头望见小巷拥挤不堪，严严实实，满巷的黑衣女子和牟利罗[8]笔下那种光脚丫的孩童，全都盯着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