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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下了水，拴在一条短绳上，荡漾起伏，西尔维用石头压住绳子。她把船拉到岸上，掉了个头，让我可以跨过船舷，无须沾湿脚。

那是傍晚时分。天空像一颗对着光的鸡蛋，隐隐生辉。湖水灰蒙蒙的，波浪竭尽所能地上涌，连绵不断。我侧身躺在船底，把手臂和头搁在开裂的木板座位上。西尔维爬进来，双脚分立在我两侧，站稳，转过身子，用桨把我们撑离湖岸。接着，她开始探身、摇桨，探身、摇桨，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我躺着，像荚果里的一粒种子。浩瀚的湖水在我头底下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感到我们的生还归因于我们的纤薄，感到我们像枯叶一般，翻飞过凶险的激流，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承载我们的废墟旨在迎接更宏伟的事物。

我漫不经心想着我们可能会倾覆的可能。毕竟那是世界的秩序，水会渗过荚果的缝隙，不管能闭合得多紧、多密封，生来都注定要破裂。那是世界的秩序，外壳会脱落，而我，中间的那一小点，那粒沉睡的胚芽，会膨胀扩张。譬如说，拍打船舷的水泼溅进来，我膨胀、膨胀，直到撑破西尔维的外套。譬如说，水和我把划艇压沉到湖底，我，奇迹般，血盆大口地，把水饮入每个毛孔，直到最后一条黝黑的脑沟变成细流、满溢为止。鉴于注满空间、迫至充塞和溃决是水的天性，我的头颅会异常鼓胀，我的背会对着天空隆起，我的巨型身躯会使脸颊生生顶着膝盖，无法动弹。随后来临的大概是某种形式的分娩，可我的第一次诞生几乎名不符实，我怎么会对第二次有更高的期许呢？唯一真正的诞生是一次终结性的，让我们脱离水中的黑暗，停止思考水中的黑暗，可这样的诞生能想象吗？毕竟，思考是什么，做梦是什么，不就是泅水和流动，以及似乎是由它赋予生命的画面吗？那些画面是最痛苦的。站在漆黑的屋外，望着一名女子在亮灯的房间里端详窗户上她的脸，朝她丢一块石头，打破玻璃，然后眼看窗户又自行弥合，嘴唇、喉颈和发丝的明亮碎片，重新天衣无缝地拼合成那个陌生、冷漠的女子，那多教人难受。看见一面破碎的镜子愈合，照出一个做梦的女子在绾起头发，那多教人难受。在这点上，我们发现自己与水格外相似，和水面的倒影一样，我们的思念不会承受改变的冲击，不会承受永久的迁移。思念以表面看似的轻薄嘲弄我们。假如那是更实在的物质——假如它有重量和体积——它会下沉或被平常的水流冲走。可思念萦回不去，不受这世界蓬勃、毁灭的能量左右。我想那必定是我母亲的计划，划破这明亮的表面，潜入底下，向着最深处的黑暗航行。可她人在这里，在我目光落到的任何地方，以及我的目光背后，完整又支离。一个动作的一千幅映像，永远无法驱散，一直浮现，不可避免，像个溺水的女人。

我睡在西尔维的双脚之间，在她伸出的手臂下方。偶尔，我们中的一人开口讲话；偶尔，我们中的一人作出应答。我肋下的空洞处有一汪水，水几乎是暖的。“指骨镇。”西尔维说。我起身，坐在脚后跟上。我的脖子僵硬，臂膀和手发麻。岸上有一小片稀少零星的灯火，但仍相距甚远。西尔维把我们摇到了桥边，她正在努力操持船桨，防止激流把我们冲下去。

我很熟悉那座桥。它始于湖岸上方，比水面高出三十英尺左右。桥体上生锈的螺钉和涂了焦油的桩子，历历在目。从近处看，桥的构造粗陋简单，但隔着距离，桥长和湖的壮阔使桥显得脆弱纤细。如今，月光下，桥在我们头顶若隐若现，通体乌黑，黑得像烧焦的木头。当然，每根桩子和大梁之间，波浪翻滚、拍打、涓涓流淌，持续、亲密、迂回，好像黑屋里的啮齿动物一样以所有者自居。西尔维将我们往桥外划了几英尺，随后我们又漂回去。“西尔维，我们为什么待在这儿不走？”我问。“在等火车。”她说。假如我问我们为什么要等火车，她大概会说，想看看火车，或说，为什么不呢，或是，既然来了，不妨看一下火车经过的情景。我们的小船颠簸摇晃，我惊骇于身下流动不止的水。假如我跨出船舷，脚会落定在哪儿？说到底，水简直和虚无一样。它与空气的显著不同，仅在于具有泛滥、浸润、淹溺的特性，而且就连这点差别可能也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在我的外祖母没有醒来的那个早晨，露西尔和我发现她蜷缩侧卧，两只脚抵着一团皱巴巴的被褥，手臂上扬，头后仰，发辫拖曳在枕头上。她仿佛溺毙在空气中，跃向了苍穹。我的外祖母，在云层封盖住灾难过后那么久，在种种救援的希望已遭遗忘后那么久，终于冲破水浪的泡沫时，在那几个逗留不走的办事员中间，到底激起了怎样的欢乐，如此高抛有绉绸镶边的帽子，如此热烈地用戴着手套的手击掌。他们想必是忙不迭地冲上前去，用自己的外套裹覆住她，也许还会拥抱她，他们每个人，无疑都因有感机遇非同小可的意义而心潮澎湃。我的外祖母会扫视各个岸边，看看天国和爱达荷州有多么相像，在壮大的人潮中搜寻熟悉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