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0/25页）

1923年召开的那次会议是由达林顿勋爵长期策划出的最佳之作；回顾往事，就能清楚地发现，勋爵阁下从大约三年前起就曾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据我的回忆，在大战结束签定了和平条约那会儿，勋爵阁下最初对此条约并不是那么全神贯注，而且我认为实事求是的说，他对此所激发的兴趣并不是出于对此条约所进行的分析，而是出于他与卡尔一海因茨布雷曼先生的友情。布雷曼先生第一次访问达林顿府是在战后不久，那时他仍旧身着军官服装，在任何旁观者看来，他显然与达林顿勋爵交情甚笃。这对我来说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任何人一眼就可看出布雷曼先生是一位极为体面的绅士。从德国军队退役之后，他在以后的两年中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来到达林顿府，而在他频繁的来访中，每一次大家都不能不警觉地注意到他的情况每况愈下。他的衣着变得愈来愈不整洁，身体也愈来愈单薄；他的双眼好像在追寻着什么东西，并且在他最后几次的来访期间，他都会长时间茫然地凝视着天空，而忘却了勋爵阁下就在他眼前，有时甚而在勋爵对他谈话时他也毫不在意。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布雷曼先生当时正遭受某种重病的折磨，然而由于勋爵阁下那时所作的可靠解释，才使我确信情况并非如此。

那肯定是在接近1920年年底时，达林顿勋爵第一次去了柏林，之后他又去了许多次，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次访问曾对他产生过非常巨大的影响。在他返回后的那些日子里，他就一直显得心情沉重，而且我至今仍不可忘怀，当我询问他曾如何享受其旅行时，他是这样回答的：“史蒂文斯，令人不得安宁。太让人不得安宁了。以那种方式对待被战败的敌人太让我们丧失名誉了。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

然而，与此相关的还有另外一件往事，至今它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今天，那昔日的宴会厅里不再摆有餐桌，那宽敞的大厅，其天花板既高大又辉煌，如今正好被法拉戴先生在某种程度上用作美术陈列室。而在勋爵阁下当家作主的日子里，那个宴会大厅主要被一张长长大大的餐桌所占据，它定期用来招待三十（或更多）位宾客用餐；实际上，那宴会大厅是那么的宽敞，一旦需要，除了已摆好的那张大餐桌而外，还可以再加上几张桌子供差不多五十位客人就座。在正常情况下，达林顿勋爵当然会在呈现出更为亲切氛围的餐厅中用餐，如今法拉戴先生亦是如此，该餐厅是接待十二位客人的理想之处。然而我现在回忆起来，在那个特别的冬天的夜晚，出于某种原因餐厅没被派上用场，达林顿勋爵只和惟一的一位客人我想那人是理查德福克斯先生，他是勋爵阁下在外交部工作期间的一位同事，在那宽阔的宴会大厅用餐。人们毫无疑问都会认可，伺候用餐中最艰辛的境况莫过于在这种环境中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我自己就尤其倾向只伺候一位用餐者，即令他完全是位陌生人。而正是仅有两位用餐者在场时，哪怕其中一位是自己的主人，你常常都会发现最大的难题就是既要做到全心全意殷勤伺候又要造成你不在场的错觉，而这正是优质服务的本质所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摆脱不受到这样的猜疑：由于你在场，用餐者之间的交谈就会受到干扰。

那一次，宴会大厅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昏暗的，两位先生正肩并肩地坐在餐桌的中间位置，那是因为餐桌太宽大而不宜让他俩面对面地坐着由几枝蜡烛交错投下的昏暗光线在桌面上摇曳着，桌子对面的壁炉膛内熊熊的火焰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我决定尽可能地不露面，就站在阴影处，比我平时应该站的位置离餐桌更远一些。当然 ，在每一次我走向明亮处去伺候两位绅士时，我所采用的策略就明显暴露出不利的一面，在我走到餐桌之前，我前进的脚步声就会引起长时间而且嘈杂的回音来，这自然会让人注意到我正以十分卖弄的方式朝着他们走过去。而采用这种方式的确有着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在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时，用餐者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我。我像那样站在阴影中，离坐在几排空空如也的椅子中间的两位绅士有相当远的距离，正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达林顿勋爵谈论起布雷曼先生来，他的声音像往常那样稳健和温和、强烈地回荡在那几面高大的墙壁之间。

“他是我的仇敌，”勋爵阁下说道，“但他的行为举止总是像位绅士。在长达六个月的相互炮击期间我们彼此仍能体面地进行谈判。他曾是位尽心尽责的绅士，而我对他也不曾有任何恶意。我曾对他讲：‘你注意点，我们现在是敌对关系，我会竭尽全力与你战斗到底。但是一旦这不幸的事件结束，我们将注定不再是敌人了，而且我们将会一起痛饮一杯。’而最不幸的是，这个条约正使我成为一个说谎者。我的意思是说，我曾告诉过他，一旦事情完全结束，我们将不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如何才能面对面地对他说这些被证实是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