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1/25页）

在那个夜晚之后不久，勋爵阁下曾摇着头，同时相当严肃地说过：“我参加那场战争其目的是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我个人的理解，我并没有参与到反对德国民族的仇杀中去。”

今天，当听人不断在谈论勋爵阁下，听到有关他的动机的种种愚蠢的推测时，我就非常乐意回忆起那个时刻，其间他在那几乎空荡荡的宴会大厅里所说出的肺腑之言。在勋爵阁下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出现过什么样的复杂变迁，就我来说都丝毫不会怀疑，渴求看见“这个世界的正义”就是他所有言行的核心本质所在。

在那天夜晚之后不久，有噩耗传来说布雷曼先生在汉堡至柏林的一列火车上用枪自杀了。勋爵阁下自然感到极度的悲伤，而且立即计划对布雷曼夫人给予资助和表示哀悼。然而，经过几天的努力其间我自己亦竭尽全力给予协助，勋爵阁下仍无法找到布雷曼先生家人的任何行踪。看来，布雷曼先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曾经是无家可归，家庭也已破散。

我今天仍深信不疑，即使当时没有这极为悲惨的消息，达林顿勋爵也必定会开始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地埋藏着一种渴望，那就是要看见世间一切非正义和悲惨现象的彻底根除，这使他从不曾有违于此。事实也正是如此，紧接着布雷曼先生死后的那几个星期里，勋爵阁下便开始奉献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考虑德国所发生的危机。许多有权势的和知名的先生们成了这府邸的常客我记得，其中包括如丹尼尔斯勋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知名作家，威尔斯先生，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他们的名字“不能公开”，因而在此我便不应该一一列出他们和勋爵阁下常常连续好几个小时闭门讨论。

实际情况是，有一些来访者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因此我接到指示要确保不让职员们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甚至在某些场合，连瞥他们一眼也是不允许的。但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和感激地这样说达林顿勋爵从不禁止让我本人耳闻目睹所有的事情；我尚能记得，在许多场合下，有的要员在一句话还未说完就会朝我投来警惕的目光，而在这时勋爵阁下就会说：“啊，没关系的。在史蒂文斯面前，你尽可放心地说任何事情，我可以向你担保。”

在布雷曼先生死后的大约两年间，勋爵阁下与在那段时间里已成为他最亲密的伙伴的戴维卡迪纳尔爵士一起，成功地聚集了一大批重要人物，结成了广泛的联盟，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绝不应该允许德国的形势再持续下去了。他们之中不仅有英国人、德国人、而且还有比利时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他们都是些高级外交官和政治家、著名的牧师、退役的军方人士、作家和思想家。有些先生与勋爵阁下本人一样，十分强烈地认为在凡尔赛不曾有过公平，而且继续为一场现在已结束的战争去惩罚一个民族是极不道德的。而其他人很显然对德国或者该国民众并不那么特别关心，但是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如果不立即制止该国经济的混乱局面，那这种局面就可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去。

到年年初，勋爵阁下胸中怀着一个明确的目标一直努力工作着。这一目标便是将那些最具有影响力的先生们召集到达林顿府来，勋爵阁下已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在这府内召开一次“非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商议出能使凡尔赛条约中最苛刻的条件重新修订的方案。这是值得花费精力的事，因为任何一次类似的会议都将必然具有足够的分量，以至于对“官方性质的”国际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尽管这种“官方性质的”会议已经召开过几次，其确切宗旨就是对该条约进行复审，但是那几次会议的成功之处仅仅是造成混乱和苦难。我们当时的首相劳埃乔治先生曾呼吁在1922年的春天在意大利再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并且勋爵阁下最初的目标是在达林顿府组织一次聚会，目的于确保对这一事件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尽管他和戴维爵士曾是那么艰辛地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结果表明原定聚会的最后期限确实太紧迫了；随后，乔治先生所召开的会议也再次以没有结果而告终，有鉴于此，勋爵阁下便将其目标对准了计划来年在瑞士召开的一次规模更大的会议。

我仍能记忆犹新，大约在那段期间的一个早晨，我给在早餐室里的达林顿勋爵端去咖啡时，他将手中的《泰晤士报》叠了起来，以几分厌恶的口气对我说：“法国人。真的，史蒂文斯，我是说，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