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第12/25页）

“是的，老爷。”“而且你想想看，整个世界都肯定认为我们与他们手挽着手般亲密无间。人们常希望在回忆中好好地清洗一下头脑。”“是的，老爷。”“史蒂文斯，上一次我在柏林时，我父亲的老朋友奥弗拉思男爵找到我说：‘为什么你们要对我们这样做？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已无法像这样继续下去了吗？’我当时非常想对他说，这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法国人。我曾想要说的是，这不是英国人的风格。但是我认为人是不能这样做的。绝不应该诋毁我们亲密的盟友。”

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就有关豁免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惩罚一事，法国方面是最不妥协的。于是，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至少要邀请一位法国要员出席在达林顿府举行的聚会，此人必须对其国家的外交政策具有毫不含糊的影响力。实际上，我曾多次听到勋爵阁下阐述过这种观点，若无如此的人物与会，那任何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都将无异于是不负责任的。据此，勋爵阁下和戴维爵士便着手解决他们准备工作中这最至关重要的环节。亲眼目睹他们毫不动摇的正视屡屡出现的挫折，便会让人产生自惭形秽的感受；无数的信函和电报被发送出去，而且勋爵阁下本人仅在两个月之内就曾单独去了巴黎三次，最终，他才征得一位特别有名望的法国人的承诺我只能将他称为杜邦先生来出席那次聚会，而且原则上必须非常严格地“不得公开其身份”，这才最终使那次会议的日期被确定了下来。那也就是令人难忘的 1923年3月。

随着开会日期愈来愈临近，我所承受的压力从性质上来讲虽远不如勋爵阁下所承受的那么重大，但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倘若任何一位客人发现他在达林顿府逗留期间生活得稍不舒适，这就很可能会造成无法设想的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不明确知道具体涉及的人数有多少，我为会议所制定的准备计划就变得很复杂。鉴于那次会议的规格非常之高，与会者的人数被严格控制，仅有十八位十分显贵的先生和两位女士，她们一位是德国女伯爵，另一位是那令人敬畏的埃莉诺奥斯汀夫人，当时她仍旧住在柏林；但是那些与会者每一位都合情合理地可能会随身带来秘书、贴身仆人和译员，这就毫无办法确定这些可能要来的人的准确数目。再说呢，很显然已有几批人在三天正式会期之前的某个时候必然会来到这儿，以便给他们自己充裕的时间为会议准备条件，还要揣测其他与会客人的态度，然而他们准确的到达日期也依然无法确定。那么，毋庸置疑，府内所有的职员都将不仅必须特别辛劳地工作、随时保持最警觉的状态待命，而且还必须具有非同寻常的灵活机动性。说实话，我曾一度怀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不从府外另请其他职员来协助的话，那是无法对付我们将面临的那巨大挑战的。然而，这种选择除了使勋爵阁下必定会担忧流言蜚语的传播外，倘若由此而产生被证实是代价很大的某一差错，那么还会使我因依靠难以预料的人而承担责任。于是，我便着手为即将来临的那些重大日子做好精心准备，现在想起来，当时就像一位将军那样去为一场战役做准备：我以无以复加的细心设计出一个特别的员工工作计划，以防范所有不测事件的发生；我仔细分析了我们最大的弱点之所在，而且着手制定出了若干应急措施，一旦这类弱点暴露出来，便可求助于此进行妥善处理；我甚至还对所有职员进行了一次军队惯用的“鼓舞士气的演讲”，我让他们铭刻在心，尽管他们不得不以疲于奔命的方式工作，但他们必然会为在即将来临的重大日子里尽职尽责而感到无尚的自豪。“历史将会在这府邸里被创造出来，”我对他们这样说。知道我是那类不轻易夸大其词的人，因此他们完全明白，某种非同小可的事件正即将来临。

基于这特殊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当我父亲在凉亭前跌倒时，整个达林顿府就被某种紧张气氛所笼罩，因为这件事正好发生在第一批会议代表可能到达的两个星期前，，而且你也会理解，在我说当时几乎毫无余地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去处理问题时意味着什么了。但无论如何，我父亲确实迅速地找到一种妙策去避开他办事效率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局限性是通过责备他不应该再端送装满食物的盘子而暗示出来的。一时间，这府内人人都可时常看到我父亲推着一辆手推车，车上装满了清洁用具、拖把、刷子等，这些东西尽管总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却又极不协调地与许多茶壶、杯子和碟子摆在一块，于是乎有时这看起来太像街头小贩的手推车了。显而易见，我父亲仍无法避免要放弃在餐厅里服务的职责，而那辆手推车却使其在其他方面体现了惊人的价值。事实亦正是如此，随着那会议的巨大挑战愈来愈逼近，一种令人无法置信的变化似乎出现在我父亲身上。仿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他，使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往日的那种低沉神情在他脸上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他干起活来是那么精力旺盛，于是乎，初到这儿的人都很可能相信，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几位像他这样的人推着手推车在达林顿府内的诸多走廊里奔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