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第10/21页）

不管怎样，我并无意图要在此对发生在多年以前的这件小事的各个侧面进行分析。可有关这件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醒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肯顿小姐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无疑是经过许多个月的逐渐发展之后一种不适宜的程度。她能表现出像她那天晚上的那般举动事实上足以使人警惕，于是，在我看见她离开之后，而且是在我有时机稍稍回过神来之后，我记得我曾下决心着手以一个更为恰当的基础来重新建立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由于那件事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随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的影响是那么深远，现在要讲清这件事又谈何容易。然而，也曾有其他更为根本的发展完全可以说明所发生的一切。比如说，有关肯顿小姐的休息日。

从肯顿小姐第一次来到达林顿府、直至在我配膳室里所发生的那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前大约一个月左右，她的休息日曾以可以预知的方式来安排的。她每隔六个星期就要休息两天，去看望住在南安普敦的姑母；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自己那样，她是不会真正去休假的，除非我们度过了一段特别单调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许整天就在院子里散散步，要不就在起居室里读点什么。可不久之后，亦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形式发生了变化。她突然开始充分利用其契约所规定的休息时间，经常从早晨很早起便从这府内消失了，除了她按要求在当晚返回的钟点，就再没留下其他任何信息了。当然啰，她从未占用过超出其权限范围之外的时间，那么，要是进一步询问有关她外出的情况，我认为就不适宜了。可现在想来，这种变化当时的确某种程度上曾使我心烦意乱，我记得曾将这一点告诉过詹姆斯钱伯斯先生的贴身男管家格雷厄姆先生他是位极好的同事，顺便说一下，我现在似乎与他失去了联系那是在他定期造访达林顿府的其中一次的晚上，当时我们坐在壁炉旁谈话。

说实话，我那时所说的一切其大意也不过是女管家“近来有点喜怒无常”，而且这种情况变得令人非常吃惊，因为当时格雷厄姆先生点了点头，向我探着身子，老于世故地说：

“我一直在考虑这种情况还会再延续多久。”我问格雷厄姆先生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继续说道：“你的肯顿小姐。我在想她现在是什么年纪了？三十三岁？三十四岁？已错过了她做母亲的最佳年龄，可为时还不太晚。”“肯顿小姐，”我对他很肯定地说，“是位尽心尽职的业内人士。

我碰巧知道她根本不想成家，这一点是确实的。”可格雷厄姆先生笑着摇了摇头，他说道：“千万别相信一位女管家对你说她不想成家。史蒂文斯先生，说实话，我敢说你我此刻坐在这儿就能数出我们周围至少有一打的人曾这么说过，可到头来还是结了婚，并且抛弃了职业。”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曾相当自信地反驳过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事后我却很难将肯顿小姐多次神秘外出是与其求婚者幽会的可能性从思想中排除掉。想到这点就让人恼火，因为不难预见，肯顿小姐的离去势必造成相当巨大的工作上的损失，对达林顿府而言肯定难于弥补。不仅如此，我还不得不认可一些其他的细微征兆倾向于证实格雷厄姆先生的见解。比如说，收发信函属于我分内职责，我无法不注意到，肯顿小姐已经开始定期地收到信件一周左右一封寄信者均为同一个人，而且那些信均盖着当地的邮戳。我在此或许应该指出的是，要不是她以前在府内的所有岁月里实际上一直只收到为数甚少的信件，对我来讲，也几乎完全不可能会去注意到这类事情。

除此而外，还有其他更为模糊的迹象可证实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比如说，尽管她一如既往地以惯常的勤奋精神履行其工作职责，可她总的精神面貌可以说已变成我从未见过的摇摆不定。说实话，她连续好几天特别兴高采烈的那些时候而且看不出任何明显的理由几乎和她常常突然间变得长时间闷闷不乐的时候一样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在达林顿府内的整个期间一直是位称职的员工，可另一方面，以长远观点考虑府内的利益是我责无旁贷的职责，倘若这些迹象真的倾向于证实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即肯顿小姐出于浪漫的目的正期望着离去，那显而易见，我就有责任对这事做进一步细致地调查。于是，在一个我们边喝可可饮料边谈工作的夜晚，我的确壮起胆子问过她：

“肯顿小姐，看来你在星期四又要外出了？我的意思是，在你休假的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