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14/23页）

我意识到“到前面去”的意思是他要去誓约上签名，或被复兴派拯救。他就是这样，不会说得更明确。除非必要，他不会做解释。那天下午以及后来，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关于他的一系列事实，只是问到时才回答。他的名字是加内特·弗兰奇，住在杰里科山谷过去的农场，在诸伯利木材场工作。两年前他在监狱里待过四个月，因为参与了波特菲尔德酒吧外严重的打架事件，其中一个人眼睛被打瞎了。在监狱里，一个浸礼会牧师去看望过他，让他改变了信仰。他八年级就辍学了，在监狱里被允许上了一些高中课程，因为他想可能会去圣经学院，将来做牧师。他并不急迫地谈论着他的目标。他二十三岁。

他对我的第一个要求是参加一个浸礼会青年团的集会。或者他并没有要求我，他只是说：“好吧，我晚饭后来接你。”开过短短的距离，领着茫然沉默的我，进入诸伯利最后一个地方，那里除了妓院我想不到还会有什么别的。

这是整个春天和夏初每星期一晚上我要做的事—坐在浸礼会教堂的后排座位上，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总是吃惊而孤单，就像沉船中被抛起的人。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去，我在那里的想法，任何事情。他的确说过一次：“我很可能又会回到监狱，如果没有浸礼会教堂。我只知道这些，这对我就够了。”

“为什么会呢？”

“因为我习惯了那样打架和酗酒。”

浸礼会教堂后排长凳上有几块旧的口香糖，银黑色，铁一样硬。教堂散发出酸酸的味道，像一间厨房，流着灰色污水，炉子后晾着擦布。青年团并不都年轻。有一个女人叫卡蒂·迈奎格，在蒙克的肉店工作，把大块生肉放进绞肉机，用大型的锯子锯下牛腿，包在带血的白色围裙里，像达其·蒙克一样强健快活。在这里她穿着花的细薄棉裙，擦干净的手放在风琴上，短发里露出红红的脖子，谦和而专注。有一对矮个子，猴子一样的尖脸兄弟，从乡下来，伊万和奥林·沃波尔，他们表演体操杂技。一个大胸脯、脸色阴沉的女孩，和弗恩·道夫提一起在邮电局工作过；弗恩总是叫她圣贝蒂。柴恩威商店的女孩，脸色苍白，灰扑扑的，收入最低，是在诸伯利商店工作的所有女孩中社会地位最低的。其中一个，我忘记了是哪个，据说有过小孩。

加内特是主席。有时他带领祈祷，以坚定礼貌的声音开始：“我们神圣的父亲—”五月初的热度已经消退，寒冷的春雨冲刷着窗子。我奇怪地感觉我是在梦中，可以立刻醒来。在家里前屋的桌子上，放着我打开的书和诗歌：《安德里亚·德尔·沙托》，我出门前在读的，还在我脑海里回响：

平淡的灰色让万物闪出银光，

笼罩在月光下，你和我一样—

礼拜仪式过后，我们去教堂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张乒乓球桌。要举行乒乓球赛。卡蒂·迈奎格和柴恩威商店的其中一个女孩会打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在热盘子上做可可茶。加内特教人们打乒乓球，鼓励柴恩威商店的女孩，她们似乎拿球拍都有困难，并和卡蒂开玩笑，她一到地下室就变得狂暴，就像在肉店一样。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让人担心，卡蒂。”

“你说什么？你担心什么？”

“你坐在那张小琴凳上。它对你来说太小了。”

“你觉得它有消失的危险吗？”她气愤而兴奋地大声说，脸像鲜肉一样红。

“呃，卡蒂，我从来没这样想。”加内特说，面带悔恨和沮丧的表情。

我对大家微笑着，但是充满了忌妒、沮丧，等待这一切结束，可可茶杯刷好，教堂的灯关好，加内特会带我去卡车那里。然后我们会在土路上开往波克·蔡尔兹家。（“我认识波克，如果我陷住了，他会借给我链子，把我救出来。”加内特说。想到和波克·蔡尔兹这样的浸礼会教徒平等，我产生了那种安静的、现在已经非常熟悉的低落情绪。）现在什么都不要紧了。不真实、长久的尴尬和夜晚的单调都在卡车驾驶室里消失了，在撕裂的旧座位和家禽饲料的气味中，看着加内特卷起袖子，光着前臂，看着他的手，放松而警觉地放在方向盘上。窗上的黑色雨渍给我们提供了安全和庇护。如果雨停了，我们会摇下窗子，去感觉一下那看不见的河的浓郁气息，将车停靠在路边，闻车轮碾过的薄荷的清香。我们用鼻子在灌木深处闻着，灌木刮擦着汽车的引擎盖。卡车随着最后“砰”的一声停下，一个成功的信号，让车灯微弱地切进浓密的夜色，逐渐熄灭，加内特总是带着同样的叹息转向我，同样掩饰的严肃表情，我们会走到乡间完全隐蔽的地方，所有的动作都会带来欣喜，不可能存在失望。只有我病了发烧时，才有这样飘拂的感觉，感觉自己软弱无力，被保护着，同时又拥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还处于向性靠近的阶段，盘旋，后退，犹豫，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是约定了各类“不准越线”的禁忌（在那个乡间，和加内特一起，简直不可想象这样明确的禁忌），而是因为我们感觉有责任，就像我们的手在椅子靠背上游戏那样，不慌不忙，面对这般愉悦，做着害羞的、正式的、暂时的撤退。那个词，愉悦（pleasure），对我来说已经改变了；我过去认为它是温和的，表明一种低调的自我沉浸；现在它似乎是爆炸式的，第一个音节的两个元音像烟花一样喷出，结束在最后一个音节的高原上，梦幻般颤抖的尾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