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尔（第9/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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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仍不能说，他从此在歌剧创作上开始墨守成规。事实上，他仍在不断适应当时看戏人群不断改变的口味，并将就他手中的演唱者变来变去。即便他后来转而改写清唱剧了，他也得灵活多变才行。这是在自由剧院上演音乐会戏剧的大框架下不断进行的新风格体裁的永久试验。他创作时本能上的高、低潮似乎也造成他一部接一部地写出成堆的类似或相关作品，但每部都在情绪和形式上风格相反—亨德尔在其中每首作品里都先着力描写的情感中的某一个侧面；待它完成后，他却发现自己又被写第一种情感时积累起来的其他情感所控制。于是他只好永远写下去，以取得心理平衡了，就像生命本身的脉动那样。所以，跟着现实主义的《扫罗》而来的是非个人化的史诗《以色列人在埃及》。在这块丰碑之后又冒出了两幅风俗画——《圣塞西利亚日颂歌》和《快乐汉与幽思人》。随赫拉克勒斯风格的《参孙》（一部英雄性格的通俗悲喜剧）而来的则是浪漫风流充满诱惑力的歌剧《塞米勒》（Semele）。

虽然这些清唱剧风格多变、异彩纷呈，但它们却比他的歌剧更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全是音乐剧。亨德尔选择《圣经》题材创作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如下考虑：《圣经》中的英雄故事是他所景仰的那个民族自身血肉、生命的一部分。关于这点，克莱茨施马尔（Kretzschmar）已有详细阐述。《圣经》故事人人都知道，而那些古代浪漫传奇只能使上流社会的那些被宠坏的半瓶醋艺术爱好者感兴趣。毫无疑问，这些清唱剧不是为舞台表演而写的，它们几乎不追求场面效果；只有极少数例外，比如《伯沙撒》中的狂欢场面。在该剧中，亨德尔直接描绘了欢宴场面，舞台效果极佳，但剧中激情、精神和人物性格则一如既往，仍用充满戏剧性的手法表现。亨德尔是位刻画人物性格的大师；《参孙》中的达丽拉（Delilah），《伯沙撒》中的尼托克利斯（Nitocris），《亚历山大·巴卢斯》中的克娄芭特拉〔12〕，《所罗门》〔13〕中的那位母亲，《赫拉克利斯》中的戴雅尼拉（Dejanira），还有美丽的狄奥多拉（Theodora）……他们都证实了亨德尔这位心理刻画天才的游刃有余和深刻。如果说他在展开剧情和描述一般感情方面完全投入纯音乐的自由发挥中去，那么在表现感情危机的时刻方面，他则不在任何音乐戏剧的大师之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赫拉克利斯》第三幕的恐怖景象，《亚历山大·巴卢斯》中的优美场面，《伯沙撒》中的梦幻一景，《狄奥多拉》中的监狱景象和《扫罗》第一幕的例子；以及在这方面压轴的伟大画卷，如《以色列人在埃及》、《以斯帖》〔14〕、《约书亚》〔15〕及《山多斯赞美诗》（Chandos Anthems）中的某些大合唱；它们都堪称是真正的激情风景，具有摧枯拉朽的伟力。正由于有了这些大合唱，他的清唱剧才有了同他歌剧的本质区别。前者首先是一种合唱性的悲剧。这些合唱在巴贝里尼（Barberini）时代的意大利歌剧中几乎全被删除，但在法国歌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即便如此，其作用也仅局限在诠释或装饰方面。而在亨德尔的清唱剧中，合唱却成了这种体裁的生命和灵魂。它们有时充任古典合唱曲的角色，在暗藏的天命引导剧中主人公走向各自归宿时揭示剧中的思想，如《扫罗》、《赫拉克利斯》、《亚历山大·巴卢斯》和《苏珊娜》（Susanna）等；有时则在人类激情的狂澜中添加宗教的强大感召力，并给人间悲、喜剧罩上一层超自然的光晕，如《狄奥多拉》和《耶弗他》；再不就自己最终成为实际上的演员（指这些清唱剧中的合唱），或一群需要上帝加以指引的迷途人。值得注意的是，亨德尔在其余一部清唱剧《以斯帖》中就已表露出这种天才。我们在其中的合唱里可以看到受压迫人民在其上帝指引下（以其描述出色的号召）摆脱苦难的画面。在《底波拉》〔16〕和《阿塔丽亚》（Athalia）中出现了两个民族。在《伯沙撒》中有三支民族。但他在这一题材上的首要之作当属《以色列人在埃及》；它是现存的最伟大的合唱史诗，完全描写上帝耶和华指引他的子民走出苦难的事。

清唱剧既然是个“自由的剧院”（free theater），就需要由音乐来取代布景的位置。因此其如画和描述的功能就大大发展了，亨德尔的天才也因此而深深打动了英国公众。加米尔·圣—桑给C. 贝莱格（C. Bellaigue）写过一封有趣的信，说：“我已得出结论：亨德尔正是凭借其如画和描述性强的那一面（这在当时非常新颖并无与伦比）获得了人心并享受盛誉的。这种写合唱和处理赋格的大手笔别人也曾做到过。但亨德尔除此之外还另有绝活儿——色彩感。这是个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听不到的现代术语……他对异国情调一无所知。但让我们看看他的《亚历山大的盛宴》、《以色列人在埃及》、尤其是《快乐汉与幽思人》吧……您在每个转折点都会发现他努力追求如诗如画的效果，追求模仿异国情调。其结果是音乐真实而热烈，并似乎达到了迄今为止还无人知晓的境地。”